第三章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 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①制造业工 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 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 业工人的工资，虽由雇主垫付，但事实上雇主毫无所费。制造业工人把劳动 投在物上，物的价值便增加。这样增加的价值，通常可以补还工资的价值， 并提供利润。家仆的维持费，却是不能收回的。雇用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 法，维持许多家仆，是致贫的途径。但家仆的劳动，亦有它本身的价值，象 工人的劳动一样，应得到报酬。不过，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 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那似乎是 把一部分劳动貯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使用。那种物品，或者说那种物 品的价格，日后在必要时还可用以雇用和原为生产这物品而投下的劳动量相 等的劳动量。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 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 之用，是很困难的。
有些社会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和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既不 固定或实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卖商品上，亦不能保藏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 之用。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是公 仆，其生计由他人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他们的职务，无论是怎样高 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 量职务之用。他们治理国事，捍卫国家，功劳当然不小，但今年的治绩，买 不到明年的治绩；今年的安全，买不到明年的安全。在这一类中，当然包含 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很重要的，有些却可说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 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在这一类劳动中，即 使是最低级的，亦有若干价值，支配这种劳动价值的原则，就是支配所有其 他劳动价值的原则。但这一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 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象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 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
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 的年产物。这生产物的数量无论怎么大，决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 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从 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 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除了土地上天然生 产的物品，一切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固然，无论在哪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都是用来供给国内居民消 费，给国内居民提供收入，但无论出自土地或出自生产性劳动者之手，它们 都是一出来就自然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来补 偿资本，补充从资本取出来的食料、材料和制成品；另一部分，则或以利润 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为地主的收入。就土地生产物
①一些博学多能的法国作家，在另一意义上使用这些字眼。在第四篇最后一章，我将指岀他们所用的意义 是不适当的。
说，一部分是用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另一部分用来支付利润作为资本所有 者的收入，或支付地租作为地主的收入。就大工厂的生产物说，一部分（往 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以补偿厂商的资本，另一部分则支付利润，作为资 本所有者的收入。
用来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从来没有立即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 者，而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至于一开始即指定作为利润或地租收入的 部分，则可能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也可能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
把资财一部分当作资本而投下的人，莫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兼取利润。因 此，他只用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这项资财，首先对其所有者提供资本的作 用，以后又构成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至于他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那 一部分资财，从这样使用的时候起，即由他的资本中撤出来，放在他留供直 接消费的资财中。
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都须仰给于收入。这里所谓收入，可分为 两项：一，在年产物中有一部分，一开始即指定作为某些人的地租收入或利 润收入；二，在年产物中又有一部分，原是用来补偿资本和雇用生产性劳动 者的，但在归到获得它的人们手中后，除维持他们衣食外，他们往往不分差 别地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例如，不仅是大地主和富商, 就连普通工人，在工资丰厚的场合，也常雇用个把家仆，看回木偶戏。这样, 他就拿一部分收入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并且，他也许要纳一些税。这 时，他所维持的那些人，虽然尊贵得多，但同样是不生产的。不过按照常情, 原想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在还未用以雇用本要雇用的足够的生产 性劳动者，推动他们工作以前，决不至移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劳动者 在未作工获得工资以前，要想用一部分工资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是决不 可能的。而且，那部分工资往往不多。这只是他节省下来的收入；就生产性 劳动者的情况说，无论怎样，也节省不了许多，不过，他们总有一些。就赋 税说，因为他们这一阶级的人数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各各所纳虽很有 限，但他们这一阶级所纳的，却很可观。地租和利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 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这二种收入，最容易节省。它们 的所有者可以用来雇用生产者，亦同样可以用来雇用不生产者。但是，大体 上，他们似乎特别喜欢用在后一方面。大领主的费用，通常用于供养游情人 们的多，用于供养勤劳人民的少。富商的责本虽只用来雇用勤劳人民，但象 大领主一样，他的收入也大都用来豢养不生产的人们。
我们说过，由土地、由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物，一生产出来， 就有一部分被指定作为补偿资本的基金，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 入。我们现在又知道，随便在哪一国，生产者对不生产者的比例，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部分的比例。而且，这比例，在贫国和富国又极不相同。
今日欧洲备富国，往往以土地生产物的极大部分用来补偿独立富农的资 本，其余则用以支付他的利润与地主的地租。但在昔日封建政府林立的时候, 年产物的极小部分已经足够补偿耕作的资本。因为那时候耕作所需的资本， 不过是几头老牛老马，而它们的食物就是荒地上的天然产物，因此，也可把 它们看作天然产物的一部分。这些牲畜，一般也是属于地主的，而由地主借 给土地耕作者。土地的其余产物，也归地主所有，或作为土地的地租，或作 为无甚价值的资本的利润。耕者大都是地主的奴仆，他们的身家财产，都同 样是地主的财产。那些不是奴仆的耕者，是可以随意退租的佃户。他们所缴 纳的地租，常常名义上和免役租一样，但事实上依然等于全部土地生产物。 而且，在和平的时候，地主可随时征用他们的劳役，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又 须出去服兵役。他们虽然住得离地主的家远一些，但他们隶属于地主，无异 于住在地主家里的家奴。他们的劳役既然都须听地主支配，土地生产物当然 是全部属于地主，现在欧洲情况却大不同了。在全部土地生产物中，地租所 占的比例很少超过三分之一，有时还不到四分之一。但以数量计，改良的土 地的地租，却大都已三倍或四倍于往日；现今在年生产物中取出三分之一或 四分之一，和往日年产物的全部比较，似乎就有三倍或四倍之多了。在农业 日益进步的时代，就数量说，地租虽是日增，但对土地生产物的比例，却是 日减。
就欧洲各富国说，大资本现今都投在商业和制造业上。古代贸易很少， 制造业简陋，所需资本极少。可是它们所提供利润一定很大，古时利息率很 少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可证明他们的利润必定足够提供这么大的利息。现在, 欧洲各进步国家的利息率，很少在百分之六以上；最进步国家的利息率，且 有时低至百分之四、百分之三甚或百分之二。因为富国的资本比贫国多得多, 所以富国居民由资本利润而得的收入也比贫国大得多。但就利润与资本的比 例说，那就通常小得多。
与贫国比较，富国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要 大得多。但不仅如此，与直接归作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物中所 占比例也大得多。此外，与贫国比较，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 大得多。但也不仅如此。我们说过，一国的年产物，除了一部分定为雇用生 产性劳动的基金外，其余是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还是用来雇用非生产性劳 动，并不一定，但通常是用在后一用途。与贫国比较，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 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
这两种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 还是游情。和我们祖先比较，我们是更勤劳的，这是因为，和二三百年前比 较，我们用来维持勤劳人民的基金，在比例上，比用来维持游情人民的基金 大得多。我们祖先，因为没受到勤劳的充分奖励，所以游情了。俗话说：劳 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在下等居民大都仰给于资本的运用的工商业城市， 这些居民大都是勤劳的、认真的、兴旺的。英国和荷兰的大城市，便是很好 的例证。在主要依靠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来维持的都市，人民的生计主要仰 给于收入的花费，这些人民大都是游惰的、堕落的、贫穷的。罗马、凡尔赛、 贡比涅、枫丹白露，是很好的例证。讲到法国，除了卢昂、波尔多两市，其 他各议会城市的工商业毫不足道。一般下等人民，由于大都依靠法院人员以 及前来打官司的人的费用来维持，所以，大都是游情的、贫穷的。卢昂、波 尔多两市，则因地势关系，商业颇为发达。卢昂必然是巴黎所需物品的集散 地点，无论物品是由外国输入或由沿海各地运来。波尔多则为加龙流域所产 葡萄酒的集散地点，这些地方产酒丰富，世界闻名，外国人都喜欢饮用，所 以输出很多。这样好的地势，当然会吸引资本投到这方面来。因为这样，这 两个城市的工业才骎骎日上。其他各议会城市的情形便不同了。人们投下资 本，都只为维持本市的消费，换言之，投下的资本为数有限，决不能超过本 市所能使用的限度。巴黎、马德里、维也纳的情形，也都是如此。在这三城 市中，巴黎要算最勤劳的了，但巴黎就是巴黎本市制造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巴黎本城的消费，就是一切营业的主要对象。既为王公驻节之所、又为工商 辐辏之地，既为本市消费而营业、又为外地及外国消费而营业的城市，在欧 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这三个城市所处的地位都很有利，适合于 作为大部分远方消费物品的集散地点。但在花费大收入的城市，除把资本用 于供应本地的消费外，想有利地使用资本，就不象在下等人民生计专靠资本 的运用来维持的工商大城市那么容易。靠花费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部分人们 都游惰惯了，使得一些应该勤勉作事的人，亦不免与之同化。所以，在这地 方使用资本自然比在其他地方不利。英格兰和苏格兰未合并前，爱丁堡的工 商业很不发达。后来，苏格兰议会迁移了，王公贵族不一定要往在那里了， 那里的工商业才慢慢振兴起来。但苏格兰的大理院、税务机关等，未曾迁移, 所以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里花费。因此，就工商业说，爱丁堡远不及格拉斯 哥。格拉斯哥居民的生计，大都靠资本的运用。再者，我们有时看到，在制 造业方面很有进展的大乡村的居民，往往由于公侯贵族I、居其间，而变得懒 惰和贫困。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责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游情的 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情。资本的增 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 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 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用更多的 生产性劳动者，亦可只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 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 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 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 所得而无所貯，资本决不能加大。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 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 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 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每年节省的象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 费掉。但消费的人不同。富人每年花费的收入部分，大都由游情的客人和家 用的婢仆消费掉，这些人消费完了就算了，不留下什么作为报酬。至于因要 图利而直接转为资本的每年节省下来的部分，也同样并几乎同时被人消费 掉，但消费的人是劳动者、制造者、技工。他们会再生产他们每年消费掉的 价值，并提供利润。现在假定他的收入都是货币，如果他把它全部花掉，他 用全部收入购得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就是分配给前一种人。如果节省的一 部分，为图利而直接转作资本，亲自投用，或借给别人投用，那未，他由这 节省部分购得的食品、衣料和住所，就将分配给后一种人。消费是一样的， 但消费者不同。
节俭的人，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在今年明年供养若干更多的生产性 劳动者，而且，他好象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随 便什么时候，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这种基金，将如何分派，将 用到什么地方，固然没有法律予以保障，没有信托契约或永远管业证书加以 规定，但有一个强有力的原理保护其安全，那就是所有者个人的利害关系。 如果把这基金的任何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这样不按照原指定用 途滥用该基金的人，非吃亏不可。
奢侈者就是这样滥用资本：不量入为出，结果就蚕食了资本。正象把一 种敬神之用的基金的收入移作读神之用的人一样，他把父兄节省下来打算作 点事业的钱，豢养着许多游手好闲的人。由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 所雇用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亦减少了，因而，全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 生产物价值减少了，全国居民的员实财富和收入亦减少了。奢侈者夺勤劳者 的面包来豢养游情者。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 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陷全国于匮乏。
纵使奢侈者所费全系国产商品，不用一点外国货，结果亦将同样影响社 会的生产基金。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本来应该用来维持生产性 劳动者的，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每年一国生产物的价值，总 不免低于本来应有的价值。
有人会说，这种花费，不是用来购买外国货，不曾引起金银往外输出， 国内货币是不会减少的。但是，假若这一定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不生产者 消费，而是分配给生产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 可提供利润了。这同量的货币将依然留在国内，却又再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 消费物品，所以结果将有两个价值，不仅有一个价值。
而且，年生产物价值日趋减落的国家，决不能保留这同量的货币。货币 的唯一功用，是周转消费品。赖有货币，食品、材料与制成品才可实行卖买, 而分配给正当的消费者。一国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取决于每年在国内流 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不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 生产物，就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进来的物品。国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 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亦必减少，因而，国内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 亦必减少。因生产物年年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以外的货币，决不能弃 无所用。货币所有者由于利害关系，决不愿自己的货币放着不用。国内没有 用途，他就会不顾法律，不顾禁止，运往外国，用来购买国内有用的各种消 费物品。货币每年的输出，将在一定期间内继续着，使国内人民每年的消费 额，超过他们本国年产物的价值。繁荣时代从积下来年产物所购买的金银, 在这逆境中可支持他们一些时候。但在这场合，金银输出，不是民生凋敝的 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结果。实际说来，这种输出，甚至还可暂时减少民生 凋敝的痛苦。
反过来说，一国年产物的价值增加了，货币量亦必自然增加。每年在国 内流通的消费品价值增加了，当然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来流通。因此，有一部 分增加的生产物，必定会四散出去，在有金银的地方，购买必要增加的金银。 但在这场合，金银增加，只是社会繁荣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购 买金银的条件，是到处一样的。从矿山掘出，再运到市上来，总需要一定数 量的劳动或资本。为这事业而劳动而投资的人，总需要衣食住的供给与收入。 这一定数量的供给和收入，就是购买金银的价格。在英格兰购买金银是这样, 在秘鲁购买金银也是这样。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用不着 担心所需的金银会长久缺乏。而不需要的金银，亦不会长久留在国内。
所以，无论我们根据明白合理的说法，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 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或是依随通俗的偏见，说构成一国真实 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一一总之，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 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
再讲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农业上、矿业上、渔业上、商业 上、工业上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对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 都有使之减损的趋势。固然，投在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亦只由生产性劳动者 消费，但由于使用不适当，所以，他们消费的价值，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 与使用适当的场合比较，总不免减少社会上的生产基金。
幸而就大国的情形说，个人的奢侈妄为，不能有多大影响。另一部分人 的俭朴慎重，总够补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妄为而有余。
讲到奢侈，一个人所以会浪费，当然因为他有现在享乐的欲望。这种欲 望的热烈，有时简直难于抑制，但一般说来，那总是暂时的偶然的。再讲节 俭，一个人所以会节俭，当然因为他有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然 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 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 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 段，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增加财产的最适当的方法，就是在常年的收入 或特殊的收入中，节省一部分，貯蓄起来。所以，虽然每个人都不免有时有 浪费的欲望，并且，有一种人，是无时不有这欲望，但一般平均说来，在我 们人类生命的过程中，节俭的心理，不仅常占优势，而且大占优势。
再讲妄为，无论那里，慎重和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多数。不慎重、不成功 的事业，总占极少数。我们虽然常常看见破产的失意者，但在无数的经营商 业的人中，失败的总是全数中的极小部分。一千个中，只有一个吧。破产这 种灾祸，对于一个清白的人，实在是极大的极难堪的灾祸。不留意避免它的 人，实在不多。当然罗，不知道避免它的人，象不知道避绞台的人一样，也 并非没有。
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 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 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玉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就是这一类人。 又如海陆军，他们在平时既一无生产，在战时又不能有所获取，来补偿他们 的维持费。甚至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期间，也如此。这些人，因为他们一无生 产，不得不仰给于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他们人数增加到不应有的数额，他 们可能在某一年消费掉这么多的上述产物，以致反无足够余量来维持能在次 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于是下一年的再生产，一定不及上一年。如 果这种混乱情形继续下去，第三年的再生产，又一定不及第二年。那些只应 拿人民的一部分剩余收入来维持的不生产者，他们可能消费了人民全收入的 这样大的部分，使得这么多人民不得不侵蚀他们的资本，侵蚀维持生产性劳 动的基金，以致不论个人多么节俭多么慎重，都不能补偿这样大的浪费。
然而，就经验所得，在大多数场合，个人的节俭慎重，又似乎不仅可以 补偿个人的奢侈妄为，而且可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 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 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 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 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 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 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 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 们改良。不然，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为适当。但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 的必要。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增加 资本。把工作分成许多部分，使每个工人一直专做一种工作，比由一个人兼 任各种工作，定须增加不少责本。因此，我们如果比较同一国民的前代和后 代，发觉那里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后代比前代多了，其土地耕作状况进 步了，工业扩大了、繁盛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断言，在这两个时代间, 这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那里一部分人民的节俭慎重所增加于资本的 数额，一定是多于另一部分人民的妄为和政府的浪费所侵蚀了的资本的数 额。说到这里，我应该声明一句，只要国泰民安，即使政府不是节省慎重的, 国家情况，也可有这种进步。不过，我们要正确判定这种进步，不应比较两 个相离太近的时代。进步是如此逐渐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 有时，即使国家是一般地改良了，但我们往往因看到某种产业的凋零或某一 地方的衰落，便怀疑它全国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和一百年前查理二世复辟时比较，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 然是多得多了。现在怀疑英国年产物增加的人，固然不多，但在这一百年时 间内，几乎每隔五年，即有几本写得很好能使人动听的书或小册子，说英格 兰的国富正在锐减，人口正在减少，并且说那里是农业退步，工业凋零，商 业衰落。而且，这类书籍，不见得全是党派的宣传品，全是欺诈和见利忘义 的产物。我晓得，它们里面有许多是极诚实、极聪明的作家所写的。这些人 所叙述的，没有不是他们自己相信的。
再者，和二百年前伊丽莎白即位时比较，查理二世复辟时代英格兰土地 和劳动的年产物，必定多得多了。和三百年前约克与兰克斯特争胜时代末期 比较，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年产物，必又多得多了。再推上去，约克与兰 克斯特时代，当然胜于诺尔曼征服的时代；诺尔曼征服的时代，当然又胜于 撒克逊七人统治的时代。在撒克逊七人统治的时代，英国当然不能说是一个 进步的国家，但与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这时，英格兰居民的状况，和北 美野蛮人相差不远）比较，又算大进步了。
然而，在这各个时期中，私人有很多浪费，政府也有很多浪费，而且发 生了许多次费用浩大的不必要的战争，原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有许多 移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有时，在内讧激烈的时候，浪费的浩大，资本的破坏, 在任何人看来，都会感觉这不但会妨碍财富的自然蓄积（实际上确是如此）， 而且会使国家在这时期之未陷于更为贫困的地位。查理二世复辟以后，英国 境况是最幸福最富裕的了，但那时又有多少紊乱与不幸事件发生呢？如果我 们是生在那时，我们一定会耽心英格兰的前途，说它不仅要陷于贫困，怕还 会全然破灭吧。你想想看，伦敦大火以后，继以大疫，又加英荷两次战后的 革命骚扰，对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对法耗 费巨大的大战，再有1715年和1745年二次叛乱。不说别的，单就这四次英 法大战的结果来说，英国欠下来的债务，就在一亿四千五百万镑以上，加上 战争所引起的各种特殊支出，恐怕总共不下二亿镑吧。自革命以来，我国年 产物，就常有这样大的部分，用来维持非常多的不生产者。假使当时没有战 争，那末当时当作那样用费的资本，其中定有一大部分会改变用途来雇用生 产性劳动者。生产性劳动者既能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价值，并提供利润，那 末，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每年的增加，就可想见了，而且每一年 的增加，又必能更增多下一年的增加。如果当时没有战争，建造起来的房屋 一定更多；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更广大；已改庭土地的耕作一定更加完善；制 造业一定增多了，已有的制造业又一定推广了；至于国民真实财富与收入将 要怎样增加起来，我们也许难于想象。
政府的浪费，虽无疑曾阻碍英格兰在财富与改良方面的自然发展，但不 能使它停止发展。与复辟时代比较，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是多 得多了；与革命时代比较，也是多得多了。英格兰每年用以耕作上地维持农 业劳动的资本，也一定比过去多得多了。一方面虽有政府的诛求，但另方面, 却有无数个人在那里普遍地不断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省哪、慎重哪， 他们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是这种努力，受着法律保 障，能在最有利情况下自由发展，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日趋 富裕，日趋改良。而且，将来永远照样进行下去，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体。 可是，英格兰从来没有过很节俭的政府，所以，居民亦没有节俭的特性。由 此可见，英格兰王公大臣不自反省，而颁布节俭法令，甚至禁止外国奢侈品 输入，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 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他们好好注意 自己的费用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任凭人民自己去管。如果他们的浪费, 不会使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那里谈得上呢。
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可以减少社会资本。所以，花费等于收入 的人，不蓄积资本，亦不蚕食资本，不增加资本，亦不减少资本。不过，我 们应该知道，在各种花费方法中，有些比其他更可促进国富的增长。
个人的收入，有的用来购买立时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无补于来日。 有的用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可以蓄积起来的物品，今日购买了，就可以减少明 日的费用，或增进明日费用的效果。例如，有些富翁简直是室满奴婢，厩满 犬马，大吃大用的花。有些宁愿食事俭约，奴婢减少，却修饰庄园，整饬别 墅，频兴建筑，广置有用的或专作为装饰的家具、书籍图画等等。有些，却 明璫璎络，的烁满前。还有些，则有如前数年逝世的某大王的宠臣，衣服满 箱，锦绣满床。设有甲乙二富郎，财产相等，甲用其大部分收入，来购买比 较耐久的商品，乙则用其大部分收入，来购买即享即用的物品。到后来，甲 的境况，必能日渐改进，今日的费用，多少可以增进明日费用的效果。乙的 境况，决不会比原先更好。到底，甲必较富于乙。甲尚有苦干货物，虽其价 值不如当时所费，但总有多少价值。乙的费用，就连痕迹也没留下来，十年 或二十年浪费的结果，真是一无余物。
对个人财富较有益的消费方法，对国民财富亦较有益。富人的房屋、家 具、衣服，转瞬可一变而对下等人民中等人民有用。在上等阶级玩厌了的时 候，中下阶级的人民，可以把它们买来，所以，在富人一般都是这样使用钱 财的时候，全体人民的一般生活状况就逐渐改进了。在一个富裕已久的国家, 下等人民虽不能自己出资建造大厦，但往往占有大厦；虽不能自己定制上等 家具，但往往使用着上等家具。往日西穆尔的邱宅，现令已经成为巴斯道上 的客寓；詹姆士一世的婚床（那是皇后从丹麦带来的嫁奁，作为邻国通婚的 礼物），几年前，已经陈列在敦弗林的酒店。在有些无进步也无退步或已稍 稍没落的古城，我们有时可发现几乎没有一所房屋是眼前占有人所盖得起 的。如果你进里面去，还可见到许多还可适用的非常讲究但已是老式的家具。 这些家具绝不可能是眼前使用者花钱定制的。王宫别墅，书籍图像，以及各
种珍奇物品，常常又是光荣又是装饰，不但对其所在的本地方如此，对其所 属国家亦如此。凡尔赛宫是法兰西的装饰和光荣，斯托威和威尔登是英格兰 的装饰和光荣。意大利创造名胜古迹的财富，虽然是减落了，创造名胜古迹 的大天才（也许因为没有用处）虽然似乎是湮没了，但那里的名胜古迹，却 仍然博得世人的赞赏。
把收入花费在比较耐久的物品上，那不仅较有利于蓄积，而且又较易于 养成俭朴的风尚。设使一个人在这方面花费得过多，他可幡然改计，而不致 为社会人士所讥评。如果原来是婢仆成群，骤然撤减，如果原来是华筵广设, 骤然减省，如果原来是陈设丰丽，骤然节用，就不免为邻人共见，而且好象 是意味着自己承认往昔行为的错误。所以，象这样大花大用的人，不是迫于 破产，很少有改变习惯的勇气。反之，如果他原爱用钱添置房屋、家具、书 籍或图画，以后如果自觉财力不济，他就可以幡然改习，人亦不疑。因为此 类物品，前已购置，无需源源购置不绝。在别人看来，他改变习性的原因， 似乎不是财力不济，而是意兴已阑。
何况，费财于耐久物品，所养常多；费财于款待宾客，所养较少。一夕 之宴，所费为二三百斤粮食，其中也许有一半倾于粪堆，所耗不可谓不大。 设以宴会所费，用以雇用泥木工、技匠等等，则所费粮食的价值虽相等，所 养的人数必加多。工人们将一便士一便土地、一镑一镑地购买这些粮食，一 镑也不会消耗毁弃。一则用以维持生产者，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的交换价值，一则用以维持不生产者，不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 交换价值。
读者不要以为，费财于耐久物品，即为善行，费财于款待宾客，全为恶 行。一个富人把他收入主要用于款待宾客时，即以收入的大部分，分济友伴。 如他用以购买耐久物品，利则仅及于一身，非有代价，即不许他人分享。因 此，后一种的花费，特别是花于购珠宝、衣饰等等这些琐细东西，常常不仅 表示一种轻浮性向，而且表示卑下的自私自利性向。我上面的意思，不过是 说，费财于耐久物品，由于助长有价商品的蓄积，所以可奖助私人的节俭习 惯，是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进；由于所维持的是生产者而不是不生产者， 所以较有利于国富的增长。
第四章论贷出取息的资财
贷出取总的资财，出借人总是看作资本。出借人总希望借贷期满，资财 复归于己，而在借期中借用人因曾使用这资财，要付他年祖若干。这种资财, 在借用人手里，可用作资本，亦可用作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如果用作资本, 就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可再生产价值，并提供利润。在这场合，他无 须割让或侵蚀任何其他收入的资源便能偿还该资本及其利息。如果用作目前 消费的资则，他就成为浪费者，他夺去了维持勤劳阶级的基金，来维持游惰 阶级。在这场合，除非他侵蚀某种收入的资源如地产或地租，他就无法偿还 资本，支付利息。
贷出取息的资财，无疑有时兼用在这两种用途上，但用在前一用途的较 多，用在后一用途的较少。借钱挥霍的人，势难久立，借钱给他的人，常要 后悔愚不可及。除了重利盘剥者，象这样的贷借，对双方都毫无利益。社会 上固然难免有这样贷借的事件发生，但因人各自利，所以，可以相信，它不 会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常有。任何比较谨慎的富人，如果问他愿以大部分资 财贷给谋利的人呢，或是浪费的人呢？他听了，怕只会发笑，笑你会提出这 样不成问题的问题。借用人虽然不是世上很有名的节俭家，但即在他们之中， 节俭的终必比奢侈的多得多，勤劳的终必比游情的多得多。
借款徒供挥霍的，只有乡绅。乡绅借款，通常有财产为抵押，其所借款, 常非用于有利的用途。但就连乡绅，借钱亦并非全供浪费。所借的钱，常常 早在未借之前就已用光。他们日常享用的东西，多向商店老板赊购，往往赊 得很多，必须出息借款来还清账目，乡绅们所借的资本实是补偿商店老板的 资本，他们所收的地租，不够偿还，所以向别人借款来偿还。这时他借钱并 不是为了要花费，只是为了要补偿先前已经花掉了的资本。
取息的贷款，大都是以货币借出，或为钞票，或为金银。但借用人所需 要、出借人所供给的实际上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换言之，是货币所能 购买的货物。如果他所要求的是即享即用的资财，那末，他所贷借的便是能 够即享即用的货物。如果他所要求的是振兴产业的资本，那末，他所贷借的 便是劳动者工作所必需的工具、材料与食品。赁借的事情，实际就是出借人 把自己一定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使用权让与借用人，听他随意使用。
货币总是国内各种贷借的手段，不论共为钞票或为铸币。一国能有多少 资财在收取利息的方式下出借，或者象一般人所说，能有多少货币在收取利 息的方式下出借，并不受货币价值的支配，而受特定部分年产物价值的支配。 这特定部分年产物从土地生出或由生产的工人制出后，即被指定作资本用， 同时所有者又无意亲自使用，因而借给别人。因为这种资本的出借与偿还， 都以货币来往，故被称为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这不仅不同于农业上的利害关 系，且不同于工商业上的利害关系，因为在工商业，资本所有者是自己使用 自己的资本的。但我们应该知道，即使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方面，货币也不 过象一张让与的契约一样，甲把无意亲自使用的资本转让给乙。这样转让的 资本量，和作为转让手段的货币的数量相比，不知要大多少倍。同一枚铸币 或同一张纸币，可作许多次的购买，亦可连续作许多次的贷借。例如，甲以 一千镑借给乙，乙立即用来向丙购一千镑货物。丙因不需货币，就把这一千 镑借给丁，丁又立即用来向戊购一千镑货物。戊也因为不需要货币，同样地 把这一千镑借给己，己再立即向庚购一千镑货物。所以货币还是原来那几枚 铸币或那几张纸币，但不消几天功夫，贷借就已进行三次，购买亦已进行三 次了。每一次，在价值上，都与这货币总额相等。甲、丙、戊是有钱出借的 人，乙、丁、己是要借钱的人。他们所贷借的，其实只是购买那些货物的能 力。贷借的价值与效用，都在于这种购买力。这三个有钱人所贷出的资财， 等于这笔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的价值，所以，这三次贷借所借出的资财，实 三倍于购买所用的货币的价值。假使债务人所购的货物，应用适当，能在相 当期间偿还原借的价值及共利息，这种贷借，就十分可靠。而且，这笔货币， 既可用作贷借三倍其价值的手段，或基于同一理由，也可用作贷借三十倍共 价值的手段，所以，也可连续用作偿还债务的手段。
照这样看，以资本贷人取息，实无异由出借人以一定部分的年产物，让 与借用人。但为报答这种让与，借用人须在借用期内，每年以较小部分的年 生产物，让与出借人，称作付息；在借期满后，又以相等于原来由出借人让 给他的那部分年产物，让与出借人，称作还本。在转让这较小部分和较大部 分的场合，货币虽然都作为让与证，但和其所让与的东西，完全不同。
一从土地生出或由生产性劳动者制出，即被指定作补偿资本之用的那一 部分年产物，如果增加了，则所谓金钱上的利害关系亦自然随而增加。资本 一般增加了，所有者无意亲自使用但望从此得一收入的资本，亦必增加。换 言之，资财增加了，贷出生息的资财，亦必逐渐增加。
贷出生息的资财增加了，使用这种资财所必须支付的价格即利息必然低 落。那些使物品市价随物品数量增加而减低的一般原因，固然是使这时利息 低落的一个原因，但除了这个原因，我们还可寻出几个特殊的原因。第一， 一国的资本增加了，投资的利润必减少。要在国内为新资本找到有利的投资 方法，将日见困难。资本间的竞争，于是发生，资本所有者常互相倾轧，努 力把原投资人排挤出去。但要排挤原投资人，只有把自己的要求条件，放宽 一些。他不仅要贱卖，而且，有时因为要出卖，还不得不贵买。第二，维持 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增加了，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亦必日益增加。因之，劳动 者不愁无人雇用，资本家反愁无人可雇。资本家间的竞争提高了劳动的工资, 降低了资本的利润。因使用资本而造成的利润既然减低了，为使用责本而什 给的代价，即利息率，非随之减低不可。
洛克、劳氏、孟德斯鸠，还有许多别的作家，都以为，因为西属西印度 的发现，金银量增加了，这增加就是大部分欧洲利息率低落的真实原因。他 们说，这两种金属本身的价值减低了，所以，它们特定部分的使用，亦只有 较小的价值，因而使用它们时出得起的价格亦较小。这个观念乍一看来似乎 很有道理，但共实是错误的。这错误已为休谟充分揭露了，我们也许没有再 讲的必要。但下面极简明的议论，或可进一步说明迷惑这几位先生的谬见。
在西属西印度尚未发现以前，大部分欧洲的普通利息率，似为百分之十。 从那时起，各国的普通利息率，似已降为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 甚至百分之三。姑且假设某国银价低落的比例，恰等于利息率低落的比例。 比方说，在利息率由百分之十减至百分之五的地方，等量的银，现在所能购 买的货物量，只等于从前的一半。这种假设，真与事实符合吗？我相信，事 实决不如此，但这种假设，对于我现今耍考察的那种学说却很有利。而且， 就是根据这个假设，我们亦决不能说，银的价值的低落，有一点点减低利息 率的趋势。因为，假若现今一百镑的价值仅等于昔日五十镑的价值，那现今 十镑的价值亦就只等于昔日五镑的价值。减低母本价值的原因，无论它是什 么，这原因也必然会减低利息的价值，且按同一比例减低共价值。母本价值 与利息价值的比例，必然依旧，虽然利息率并未改变。如果利息率真是改变 了，这两个价值之间的比例，就非改变不可。如果现今一百镑的价值，只等 于背日五十镑的价值，那末，现今五镑的价值，也只等于昔日二镑半的价值。 所以，在母本价值折半的时候，把利息率由百分之十减至百分之五，那对使 用资本所付的利息的价值，就只等于昔时利息价值的四分之一了。
在靠白银流通的商品的数量未曾增加的时候，银量增加，只会减低银的 价值。这时，各种货品的名义价值，都会增大，但他们的真实价值，却依旧 不变。它们可换得较多的银，但它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所能维持和雇用的 劳动者人数，必依旧不变。移转等量资本由甲到乙所需要的银量，可能增加 了，但资本却没有增加。那让与证，象冗长的委托书一样，是累赘多了，但 所让与的物品，却仍旧一样，而只能产生同样的效果。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 金既然依旧，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自然也依旧。所以，生产性劳动的价格或 工资，名义上虽是增大了，实际上却是不变。以所付的银量计，工资虽是加 大了，以所能购买的货物量计，工资却是依旧。资本利润，无论就名义说， 就实际说，都无变动。劳动的工资，因为常以所付银量计算，所以在所付银 量增加时，有时工资虽毫无增加，外表上却似乎已经增加。资本的利润，却 不是这样。资本利润，不由所得银量的多寡计算。计算利润的时候，我们只 计算所得银量与所投资本的比例。比方，我们说到工资，常常说这个国家的 普通工资是每星期五先令；我们说到利润，常常说这个国家的普通利润是百 分之十。但国内所有的资本，既和从前一样，分有这全部资本的国内各个人 的资本的竞争，亦必和从前一样。他们做交易时所享受的便利和从前一样， 所遭遇的困难也和从前一样。因此，资本对利润的普通比例依旧不变，而货 币的普通利息亦依旧不变。使用 货币一般所能支付的利息，必须受使用货币 一般所能取得的利润的支配。
在国内流通界货币量不变的场合，国内每年流通的商品量的增加，却除 了发生货币价值提高的结果外，还会引起许多别的重要结果。这时，一国资 本，名义上虽是依旧，实际上却已增加。它可能仍继续由同量货币表示，但 却能支配较大的劳动量。它所能维持和雇用的生产性劳动量增加了，劳动的 需求因此亦增加。工资自将随劳动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但从表面上看，却可 能似乎在下跌。这时劳动者所领受作为工资的货币量，可能比以前少，但现 令这较少的货币所能购得的物品量，却比从前较多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量还 要多。但无论在实际上和名义上，资本的利润都会减少。国内所有的资本总 量既已增加，资本间的竞争，当然会随而增加。资本家各自投资的结果，即 使所获，在各自资本所雇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所占比例比以前小，亦只有自认 晦气。货币的利息，既然与资本的利润共进退，所以，货币的价值虽然大增 了，换言之，一定量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量虽然大增了，但货币的利息仍然 可能大减。
有些国家的法律，禁止货币的利息。但由于在任何地方使用资本都会取 得利润，所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资本都应有利息为酬。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法 律，不但防止不了重利盘剥的罪恶，反会使它加甚，因为，债务人不但要支 付使用货币的报酬，而且要对出借人冒险接受这种报酬支付一笔费用。换言 之，要给出借人保险，他不遭受对重利盘剥所处的刑罚。
在放债取利不被禁止的国家，为了禁止重利盘剥，法律往往规定合法的 最高利息率。这个最高利息率，总应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即那些能够提 供绝对可靠担保品的借款人借用货币时通常所付的价格。这个法定利息率若 低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其结果将无异于全然禁止放债取利的结果。如果取得 的报酬少于货币使用之所值，则债权人便不肯借钱出去，所以债务人得为债 权人冒险接受货币使用之全值而支付一笔费用。如果法定利息率适等于最低 市场利息率，则一般没有稳当担保品的人便不能从遵守国法的诚实人那里借 到钱，而只好任重利盘剥者盘剥。现在英国，以货币贷给政府，年息为百分 之三，贷给私人，若有稳当担保品，则年息为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所 以，象英国这样的国家，规定百分之五为法定利息率，也许是再适当没有。
必须注意，法定利息率，虽应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但亦不应高得过 多。比方说，如果英国法定利息率，规定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那末，就 有大部分待借的货币，会借到浪费者和投机家手里去，因为只有他们这一类 人，愿意出这样高的利息。诚实人只能以使用货币所获的利润的一部分，作 为使用货币的报酬，所以，不敢和他们竞争。这样，一国资本，将有大部分 会离开诚实的人，而转到浪费者手里，不用在有利的用途上，却用在浪费资 本和破坏资本的用途上。反之，在法定利息率仅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的场 会，有钱出借的都宁愿借给诚实人，不愿借给浪费者和投机家。因为借给诚 实人所得的利息，和借给浪费者所收取的利息几乎相同，而钱在诚实人手上, 稳当得多。这样，一国资本就大部分在诚实人手中，而在这些人手中的资本, 大抵都用得有利。
没有任何法律，能把利息减低到当时最低普通市场利息率之下。1766 年，法国国王规定利息率须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四，但结果，人民用种种 方法逃避该法律，民间借贷利息率仍为百分之五。
应该指出，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取决于普通市场利息率。有资本不愿 亲自使用但愿从此得一收入的人，对于究竟把它用来购买土地好，还是把它 借出取息好，通常总是再三盘算的。土地财产是极稳当可靠的，除此以外， 大都还有共他几种利益。所以，比较起来，把钱贷给别人收取利息，所得虽 更多，但他通常却宁愿购买土地而得较小收入。这些利益可以抵补收入上一 定的差额，但亦只能抵补收入上一定的差额。如果土地地祖远逊于货币利息, 那就谁也不愿购买土地，土地的普通价格必因而跌落。反之，如果这些利益 抵偿这差额后还有许多剩余，那就谁也宁愿购买土地，土地普通价格就会提 高。在利息率为百分之十时，土地售价常为年租的十倍或十二倍。利息率减 至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时，土地售价就上升到年租的二十倍、二 十五倍，甚至三十倍。法国市场利息率高于英国；法国土地的普通价格低于 英国。英国土地售价常为年祖的三十倍；法国土地售价常为年租的二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