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邵克金 徐林祥《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七十年：回望与前瞻（上）》，原文刊于《语文教学通讯》A刊（高中刊）（2019年9月）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学语文教育在课程建设、教材编制、教学改革、教师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课程建设
1．课程性质和特点
七十年来，学界对语文课程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大致经过了“工具性”——“工具性+人文性”——“工具性、人文性+综合性、实践性”的过程。
关于“工具性”，最初主要强调的是语文作为一门关于语言文字学习的基础学科对人们学习及生活的基础工具作用及作为一门承担着意识形态教育使命的学科对人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工具作用。“文道之争”时期，《文汇报》1961年12月3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对语文的工具性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表述：“语文，归根结蒂是一种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生产斗争的工具，是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工具，一句话，是人们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表述仍是“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1]“三老”基于“语文就是语言”的基本理念，把语言的工具性（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传递信息的工具等）移植到语文上，使语文的工具内涵有了主体，如叶圣陶说：“简言之,语文是人们思维和交际的工具。”[2]张志公还专门写了《说“工具”》一文，文章开篇明确指出：“语文是个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是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3]这个表述是先语言后生活的。其逻辑是学语文首先得是学语言，然后才能为生活服务。这种工具认识即使在后来的多次论争中也没被彻底否定。
上世纪末，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激荡下，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推动下，在对工具主义主导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进行批判与反思下，“人文性”被补充到语文性质的认识中，并明确写入了2001年版和2003年版语文课程标准中，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成了普遍共识。
在“人文性”理念下，语文教育中加强了人文主义教育，这本无可厚非，但却出现了忽视语言本体教学，人文教育泛化、空洞化的不良倾向，“工具性”和“人文性”并未得到很好的统一，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反思与争鸣，呼吁重视语言本体教学、合理摆正人文教育的位置成了共同心声。但这时强调重视语言本体教学不是重回“双基”时代的单纯地侧重语言知识教学与语言技能训练，而是强调语言文字运用、强调语文实践，背后有着语用学学理，更是对“双基”时代语言教学不足进行反思后的继承与超越。因此，《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课程性质中增加了“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4]的表述，并将之置于句首。2012年《聚龙宣言》中也倡议“语文课程的人文性蕴含在工具性之中，要紧扣字、词、句、段、篇教语文”“语文教学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5]《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更进一步将课程性质表述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6]
2．课程内容与目标
建国初期，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当时的语文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扫盲和帮助人们建立基本的现代汉语使用规范，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语言知识。1951年6月6日至12月5日，《人民日报》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连载初日还配发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重要社论来号召社会大众认真学习汉语言的用法，正确规范地使用汉语言。1951年10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用法的指示》，1956年“暂拟系统”的发布，都有力地推进了人们对语文基础知识的重视和学习。
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涌入国内，人们思想活跃、人性觉醒，社会上人文主义思潮活跃，教育上随着国力的提高，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对于语文教育内容，人们不满足于序列化的知识学习，提出了对语文之美的学习要求，加强了人文教育内容；对于语文学习方式，人们反对机械化的技能训练，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语文教育与时俱进，提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三个维度的目标，反映了智育与德育、美育的统一，结果与过程、方法的统一。
近年来，国民文化素养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也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而努力奋斗。方方面面与建国初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当今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促进了社会日新月异，对教育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信息爆炸式传播、更替让人们每天都在被动地获取到很多的知识，同时人们自主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变得更多元、效率更高；课堂教学的样式也因技术的发达而变得更智能、更高效、更便捷。这些都为语文教育更好地开展专题化学习、综合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创造了条件。语文教育界紧随国际对人的核心素养研究热潮，提出了“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的语文核心素养。课程内容上则提出了18个具有高度专题性、综合性、开放性的学习任务群。高中语文课程目标也由2003年版课程标准中设置的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五大课程目标，充实为2017年版课程标准的语言积累与构建、语言表达与交流、语言梳理与整合、增强形象思维能力、发展逻辑思维、提升思维品质、增进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美感体验、鉴赏文学作品、美的表达与创造、传承中华文化、理解多样文化、关注参与当代文化十二大课程目标。
总之，七十年来，语文教育目标经历了从“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的转变，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这和社会的进步，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是相协共进的。
（二）教材编制
1．教材版本
1950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等编辑，叶圣陶校阅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是新中国最早以“语文”命名的教科书。1951年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规定“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7]。当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对1950年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进行了改编，改编后的教材一直用到1956年。1956年至1958年，中学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汉语课本用于初级中学,内容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符号，文学课本包括初级中学课本和高级中学课本,初中文学课本主要是单篇的文学作品,高中文学课本突出文学史的教学。1958年3月国务院决定中止分科教学，当年秋季的语文教材受大跃进的影响，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国家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改编教材。1960年10月，人教社组织编写十年制中小学语文教材，紧接着1961年秋组织编写十二年制中小学语文课本，1963年正式使用，该套教材充分吸收了大跃进的教训和“文道之争”的讨论成果，是建国以来质量较好的一套教材。1966年“文革”开始，此后十年，语文教材建设几乎空白。“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新编十年制中学语文教材发行，基本延续了1963年版的编写体例。1982年中学开始实行六年制，国家先新增了高三年级教材，1986年又对前一套教材进行了系统的修订。1989年，根据《关于在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意见》,初中、高中又各加了六册补充教材。另外，当时为响应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办好重点中小学”的号召，人教社还编写了供重点中学用的分科型实验教材，如初中《阅读》《写作》，高中《文学读本》《文言读本》《文化读本》《写作与说话》等。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标志着“一纲多本”的审定制时代开始，语文教材出现了多元发展的局面，至1999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初中语文教材就有14种之多。进入21世纪实施新课程后，新课标语文教科书也有人教版、语文版、苏教版等多种版本。根据中央部署，2012年起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了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另外还有道德与法治、历史两科教材），2016年在部分省市试用，2017年在全国所有地区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2019年秋实现所有年级全覆盖。高中统编本则从2019年秋季起，在北京、天津、辽宁、上海、山东、海南等6个省份率先使用，预计2022年秋季开学，全国各省（区、市）均启动新教材。
2．教材制度
七十年来，中学语文教材制度整体来说经历了从“国定制”到“审订制”再到“统编制”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分别反映了不同的时代要求。“国定制”时期，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学习苏联，和旧中国相比，语文教育同时肩负着在全国推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新使命，那时的语文教材革命性、政治性色彩浓厚，教材选文有不少篇目涉及革命领袖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如《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纪念白求恩》等，另外教材中有不少苏联文学作品。到了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特殊的历史时期，语文教材选文政治性更强甚至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审订制”时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鼓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教材编写也在大纲统一、专人审订的原则下放开了编写权，因此，教材呈现思想开放，选文多样，现代性强，意识形态性有所弱化的特色。外国文学作品占比也大幅度提高，且不再唯苏联独尊。另外，科普、经济、文化、环保等多种主题的文章教材都有所涉及。“统编制”教材处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期，与“审订制”教材相比，进一步强化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加强了意识形态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在教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反映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要求。
3．教材编写
七十年来，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编写思想。教材形式实现了从文选型向单元型的转变。单元型又有“文体组元型”“知识组元型”“主题组元型”“双线组元型”等多种组元探索。对于选文，形成了“课文无非是例子”的思想以及“经典性”“时代性”“多样性”“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等多个标准。反映了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的思想转变。教材基本结构上，形成了“课文系统”“知识系统”“助读系统”“练习系统”等基本系统。统编本高中语文教材依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学习任务群”的要求，进行了语文教科书编写的新探索。
（三）教学改革
七十年来，中学语文教学经历了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从关注教师的教转向关注学生的学，并发展成专题化、综合化教学的新趋势。
1．改革开放前：“讲读法”与“精讲多练”为主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语文教学主要受苏联凯洛夫教育思想的影响，典型的教学法如上世纪50年代的“红领巾教学法”，基本的教学环节包括“解题，介绍作者和时代背景→初读课文，讲解生字词→分段串讲结构、段意、词句等→总结中心思想→分析写作特点→布置作业”。这种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基本是“教师讲授—学生吸收”这样的二元模型，一般称为“讲读法”。“串讲法”“精讲多练法”“一条鞭教学法”等总体而言也都属于“讲读法”。但与此同时，一些语文教师不满足于满堂灌式的讲读法，开展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的启发式教学改革实验。如：北京十二中学吴桐祯的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实验包含“指导自学”“检查自学与精讲”“练习”等环节。江西南昌二中潘凤湘的“八步教学法”包含“分小组朗读”“分小组互评读书练习”“老师讲评读书练习”“整理读书练习”等环节。上海育才中学段力佩提出“让学生学会自己看书、自己练习、教师再加以指导”[8]等设想并将之付诸教改实验，提出了“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十六字教改方针。北京师大女附中周学敏的单元教学法实验“把整本教材结合学生实际通盘考虑，分清主次、难易”有些课文，在教师提示下，让学生自己独立阅读，写阅读笔记；有些课文，能举一反三，教师讲一课带两课；有些课文，教师重点讲解，多做指点。”[9]
2．改革开放后：科学与人文的探索
改革开放后，语文教育界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也掀起了教学改革的热潮。特别是在吕叔湘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之后，很多人探索如何改进教学，提高语文教学效率。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陆继椿开展的“一课有一得，得得相联系”的“分类集中分阶段进行语言训练”教学实验，欧阳代娜的初中语文能力过关与语文教学整体改革实验等。随着改革的深入，欧美教育理论对我国语文教育开始产生重要影响，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理念渐入人心，以教师为中心的讲读法被诟病为“填鸭式”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教学全面繁荣，成了主流。吴桐祯的自学能力实验获得了新的发展，被誉为“非常符合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新潮流”[10]的教改经验。潘凤湘的“八步教学法”进一步发展并正式命名“教读法”。段力佩的十六字教改方针发展为“读读、议议、练练、讲讲”的“八字教学法”，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变被动的学习为积极主动的学习。钱梦龙的“‘三主’‘四式’语文导读法”强调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魏书生的“六步课堂教学法”强调“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随着“人文性”的提出，一些重视人文思想教育的教学法也成了一时热点，如韩军的“新语文教育”、赵谦翔的“绿色语文”、李镇西的“语文民主教育”、程红兵的“语文人格教育”、高万祥的“人文教育”等。
3．语文核心素养时代：专题化、综合化成了新趋势
2017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并按18个学习任务群设计课程内容，每个任务群都是包含多个小专题的大专题，需要调动多学科知识进行探究式学习。课标的实施建议指出：“可通过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融合听说读写，跨越古今中外，打通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语文学习和学生的生活世界，运用优质的素材和范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加强课程实施的整合，通过主题阅读、比较阅读、专题学习、项目学习等方式，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合，整体提升学生语文素养。”[11]从中可以看出2017年版高中课标对语文教学在加强学生的读写实践、合作探究、专题研究等学习方式变革上的新要求。当前，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理念而开展的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正成为新的趋向，其中“整本书阅读教学”“专题教学”等成了当前教学与研究的热点。如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余党绪老师的整本书阅读教学探索，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李煜晖老师的高中语文专题教学实践探索等。
另外，自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产生后，语文教学也从原先传统的“教师—学生—教具（教案、粉笔、黑板）”这样简单的教学场景转向了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复杂教学场景，如今现代教育技术已从过去简单的幻灯片、PPT发展到了慕课、微课、手机（平板）等终端交互式学习等更加智能、高效、活泼的形式。
（四）教师教育
1．中学语文教师学历大幅提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语文教师很多甚至没受正规的师范教育，直到世纪之交，初中语文教师主体也多为大专学历，而如今，中学语文教师基本实现了本科学历起点，硕士学历师资队伍在快速壮大，博士学历师资不足为怪的面貌。这些得益于新中国七十年来国家对教师培养层次的提升行动。新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中学语文教师逐步实现了本科起点化，近年来，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招生规模的扩大使得沿海发达地区中学语文教师硕士学历人数持续攀升，2000年起，我国开始招收语文教育方向博士研究生，中学语文教师读博提升学历或重点中学出台政策招聘语文学科博士的现象也在增多。据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通知，教育硕士学位和教育博士学位的授权点还将适当增加，这意味着中学语文教师的学历结构将会进一步提升。
2．中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覆盖面更广、形式更加灵活
以前因为资源和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包含语文学科在内的教师继续教育只能针对少部分优秀教师。如今，随着网络与通信技术的发达，“互联网+教师教育”大大改进了教师教育形式，提高了教师教育的覆盖面。2002年开通的“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累计培训中小学教师近2000万（据该官网资料，截至2016年累计培训教师1835万人）。2011年开通的“爱课程”网上，北京师范大学郑国民主持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扬州大学徐林祥主持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江苏师范大学魏本亚主持的《中学语文教学设计》、上海师范大学郑桂华主持的《中学语文教学设计》、四川师范大学靳彤主持的《中学语文教学设计》、西北师范大学靳健主持的《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设计》被列入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免费向全社会开放。除此之外，还有“国培计划”及各省市的专项教师教育计划项目。
3．中学语文教师教育类教材丰富
七十年来，有代表性的中学语文教学法类教材有：武汉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等十二校中文系编《中学语文教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张隆华主编《中学语文教学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张鸿苓等编《语文教学方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朱绍禹编著《中学语文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陶本一、王光龙主编《语文学科教育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周庆元主编《中学语文教学原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周庆元、王松泉主编《语文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倪文锦主编《新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徐林祥主编《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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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415.
[2]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C]//中华函授学校.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4.
[3]张志公.说工具[C]//张志公文集（3）·语文教学论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50.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2.
[5]《语文建设》杂志等．聚龙宣言［J］．语文建设，2012（23）：81．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1.
[7]课程教材研究所.教材制度沿革篇（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
[8]段力佩.教海沉浮话甘苦[J].上海教育（中学版）,1989(3).
[9]周学敏.改进语文教学的几点体会[J].人民教育，1964（3）
[10]吴桐祯.语文自学能力培养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