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过程中思想文化的作用
 茅家琦
历史是人类创造的。然而，人类创造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文化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研究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就十分重要了。这篇笔记的主旨就是概括地说明上述问题。
一、体现在传统思想文化中的
两种主要精神
从理论价值、历史作用以及现实意义三方面考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体现人文精神，另一部分体现反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包含哪些方面？学者谈论得很多。细细列举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内涵，却发现越具体越有遗漏。我个人认为可以原则地概括为两句话：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
从中国历史上看，人文精神来源久远，集大成且有代表性的应是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屈原、庄子等学者。
孔子思想中的人文精神集中在“仁”与“恕”两个方面。“仁者人也”，对待自己，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即要像一个人的样子。“恕”是对待他人的要求。“恕”有两方面的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消极方面；“己所欲，施于人”则是积极方面。“仁”与“恕”分开来说，“仁”是对待自己的要求，“恕”是对待他人的要求，实际上两者又是紧密相联的。“恕”是“仁”的发展。“仁”、“爱人”成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由是孔子又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以提高人的道德与知识水平。孔子强调“学礼”，学术界多持批判态度。其实在孔子的言论中，“仁”与“礼”都有双向要求，并不是单向的，体现了人文精神。孔子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是双向的要求。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有精辟的分析，他说：
 
“《春秋》之义，亦至难言。后世所执者仅得其半，而尤严于乱臣。若以《左传》凡例论，则君臣相对，《春秋》未尝不责无道之君。”①
 
孟子思想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在将“仁者爱人”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说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体现高度人文精神的话。墨子思想中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在“兼爱”与“非攻”两个方面。而先秦诸子其他学派中也多有人文精神的体现。道教与佛教教义中同样有人文精神的内容。秦汉以后众多思想家的著作中也有浓厚的人文精神。
 
先秦诸子
 
不能否认，传统思想文化中又有极端的帝王专制与极端的追求升官发财和私利思想。这是一种反人文精神。
极端的帝王专制思想的代表人物应是韩非。这种反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反对“民本”主张“君本”；二是反对“仁”、“仁政”主张“严刑峻法”；三是反对对人进行道德与知识教育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四是运用“法术势”追逐权力；五是宣扬人与人相互猜疑、鼓励告密和诬陷。
秦始皇成为极端帝王专制思想政治家崇拜的偶像。上自陈胜、吴广、项羽、刘邦下迄朱元璋、努尔哈赤、袁世凯都是在极端专制帝王思想驱使下进行军事政治活动的。秦始皇出游项羽见之曰：“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见之曰：“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自大臣以下迄一般官员士庶人等升官发财、追求私利的思想则十分深远。这种反人文精神在杨朱及纵横家的言行中有集中的表现。杨朱宣扬惟利是图，“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著述不传，但他的社会影响却很深远。《孟子》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纵横家如苏秦、张仪、范睢、蔡经等，凭自己的口舌游说各国，目的就是为了私利——升官发财。《史记》中记载苏秦嫂嫂“前倨后恭”的故事具有典型意义。在长期专制统治下，顶层的专制皇帝与各级追求升官发财的官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帝王思想膨胀，追求的是做秦始皇式的皇帝，但他要选拔一大批官员为他夺权并保护权力和财富；升官发财思想膨胀，追求的则是依靠专制皇帝，掌握部分权力，贪黩舞弊，为自己谋取财富。这使反人文精神的存在和滋长有了社会基础。
二、两种主要精神
对人的自身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人文精神与反人文精神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这种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对立与排斥。它们之间，或是重叠混合，或是交错转化。完全接受一种精神的人是少数。既接受人文精神的部分内容又接受反对人文精神的部分内容的人是绝大多数。孔子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代表人物，但当民不聊生起来反抗统治者时，他却也毫无迟疑地主张“杀之”、“尽杀之”。
在中国历史上最普遍的现象是人文精神与皇帝专制思想的结合。关于这种结合，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有一段论述。他说：
 
“以法家之政术与他家政术之交涉而观，则汉制初仍承秦制，人君或外习黄老尚儒学，而阴用法术，以酷吏临民。今观桓宽《盐铁论》所记，在汉之昭宣之世，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与政府中丞相、御史、大夫之一大辩论，则凡此政府中公卿，无不盛称申、韩、商鞅，而本法家之功利之论以言政。正见法家思想犹存之政府之中……法家之特尊君权之思想，可助成天下之一统，亦可固皇帝之地位。汉以后儒家亦特尊君，而不同于先秦儒者之只以君臣为人伦之一者……《韩非子?忠孝》篇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由尊君而尊父与尊夫之说，并为汉儒所取，遂有三纲之说。此三纲之说实不同于先秦儒者《论》、《孟》、《礼记》诸书言君臣以义合，言‘敬妻子’、‘夫妇为牉合’，‘妻与己齐’，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乃对等之关系者。故儒家之伦理，由五伦说转为三纲说，当视为法家思想注入儒家之一结果。”②
 
此外，有人在维护国家安全、英勇抵抗外国入侵方面充分显示了人文精神，但在镇压人民方面却成了暴君；有人在反抗腐朽王朝过程中，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礼贤下士，但登上皇位以后，却大杀功臣，重用奴才；有人在推动社会改革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但又维护了专制制度；也有人在文学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经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丧失了人格尊严。英雄豪杰、士、庶人等的思想和行动的复杂性导致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
毫无疑问，传统人文精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各界精英。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奋斗创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辉煌和进步。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原文化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团结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政治家们精忠报国，以农为本，兴修水利推动了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以及家庭手工业的不断发展。而文化事业繁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以及各种风格的书法、绘画、园林、建筑、音乐、戏曲，在世界历史上都享有高度声誉。在社会基层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平凡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古代社会辉煌成就的则是社会冲突的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成为专制王朝改朝换代的动力。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引起一次社会大震荡。在一个全国性封建政权因专制腐败丧失人心被武装起义部队推翻以后，各路起义领袖都争着做皇帝。如果没有一名军事强人能够战胜各路人马统一全国的话，就出现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混战局面。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东汉末衰败，形式上东汉皇帝还在位，实际上是各支武装混战不已，随后出现三国鼎立。魏晋短暂统一不久又出现南北朝，前后达300多年。唐衰出现五代十国，军阀割据长达200多年。元亡明兴过程中也出现长期的群雄割据。太平天国失败后，湘淮将领势力膨胀，王闿运于1870年就意识到会出现“五代十国”的政治军事局面。他在这一年的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校《五代史》二卷，观其将富兵横，矛戟森森，与今时无异，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为之臲杌。余去年过湘乡城，如行芒刺中，知乱不久矣。”王闿运的预见，在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成为事实。
极端的帝王专制与政治腐败，是反人文精神的产物。在古代，它成为社会近代化的巨大阻力；在近代，它又导致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每战辄败。
政治极端专制与极端腐败成为社会近代化的巨大阻力，首先表现在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机制难以形成。通常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主要标志是“雇佣劳动制度”，亦即出现两个前提：一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自由地雇佣劳动者；二是劳动者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两者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这两条是从雇佣劳动形成，即从资本主义剥削形态考虑的。从这一点得出的结论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如果我们从发展过程观察，即从商品经济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观察，则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私有财产制度的绝对保护；二是对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机制的绝对保护。缺乏这两条，商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发展不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
 
“诺兹与汤姆斯著有《西方世界的兴起》。书中说及资本主义的推行，必使债务被尊重，合同必须强迫执行。他们也说‘不论主权属谁，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护的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约关系之下，利润才能增值’，他们不仅一再声明私人财产权之重要，而且财产权还要‘有效率’，即是行使起来费力少而收效大，不致到处被为难，到处被阻滞而增加额外费用。”③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书影
 
专制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从秦汉开始就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如果说，对土地私有权尚有相对的保护，那么，对商业私有财产和商业自由贸易权，连相对的保护也不存在。直到晚清，曾国藩还宣称：“病农之钱不可取，病商之钱可取。”商业资本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随时会被皇帝及官僚剥夺。大量商业利润只能向土地转化。商人将赚到的钱大量用于购买土地、修建林园住宅。“以末起家，以本守之”成为普遍现象。在这样专制腐败的社会条件下，即使有雇佣劳动力的出卖者，也不会出现雇佣劳动力的购买者。
中国近代遭受外国殖民主义入侵，清政府每战辄败，也是极端专制政治统治的结果。回忆一下1887年何启与曾纪泽的辩论是很有启发的。1887年2月28日香港《德臣西字报》刊登了曾纪泽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洋务运动开展以后，中国购战舰、筑炮台、保藩邻、防外侮，说明中国睡狮已经醒过来了。对于如何“内修政治”一事则略而未谈。何启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不赞成这种论调。这年夏天，他写了《曾论》书后，批评曾纪泽“本末混淆”。何启说：
 
“自古及今，自今以往，凡所称卫国名邦、神州帝宅者，其肇基王迹，奠厥宏谟，所恃者无他焉，公平之政令而已。然则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而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而君民无二事矣。措置妥帖，众志成城，此所以植万年有道之基，享百世无穷之业也。今考中国政制有私而无公也，令则有偏而无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贱也；官吏如虎，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基已削矣，址已危矣，而欲建层台，起岑楼，吾不知其可也。”④
 
反侵略正义战争的战败，就是腐朽的皇帝专制的内政造成的。何启的这些话已明确阐述了这个论点。
三、反人文精神与世俗欲望
或云政治专制与政治腐败、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有关，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就可以解决政治专制与政治腐败问题。但是历史却不能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全面的。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是清除政治专制与政治腐败必要的改革，但是，这只是制度层面的改变。如果没有思想文化层面改变的配合，政治家极端的专制帝王思想和极端的升官发财、追逐私利的思想不改变，新的政治制度迟早会“异化”，专制和腐败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20世纪前期，帝制被推翻，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消失，民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但植根在政治家头脑深处的反人文精神，即极端的帝王专制和升官发财、谋取私利思想仍然指导着他们的活动。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实行专制统治，最终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这段历史是人所熟知的。袁世凯的专制帝王思想是很深的。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有下列一段记载：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曾命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他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写道：“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拱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为之咋舌不已。袁世凯又作感事诗七绝一首云：“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⑤无疑袁世凯头脑充满了专制帝王思想。这正是他在政治上做皇帝、专制独裁的思想基础。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写道：“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蒋介石当年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最后还搞个‘于右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唐德刚把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归之为次文化作用。他说：“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⑥其实，这就是一种政治文化——帝王专制政治文化。
 
袁世凯称帝
 
清王朝灭亡以后，升官发财思想文化的泛滥还可以从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们身上看到。他们或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欺压百姓，成为地方军阀；或霸占一个部门，结党营私，搜刮财富，成为贪官污吏。当升官升到一定的地位时就滋长帝王欲望，想做官中“极品”——最高独裁者——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如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等。
升官发财思想以及帝王思想，在人的头脑中很难淸除。这种思想在人的头脑中又很难解决。这是由于上述两种思想是人的“追求富贵，厌弃贫贱”的欲望的具体化。自古以来，即使是提倡人文精神的学者也都承认人有欲望，人总是追求富贵、厌弃贫贱的。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孟子说：“富，人之所欲也；贵，人之所欲也；好色，人之所欲也。”因此，消除政治专制与政治腐败，克服反人文精神，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抨击皇帝专制的“非君”思想早已有之。西晋鲍敬言、明代黄宗羲都发表过激烈的非君言论，抨击君主专制。但是，批判由你批判，皇帝我自追求。“非君”思想的传统并没有撼动政治野心家的帝王思想。
同样，长期以来人们对升官发财、贪黩腐败的批判也不断。许多人士弘扬儒家“内圣外王”大学之道来教化官员，也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问题的困难在于人的欲望的复杂性。欲望存在有两个两重性：欲望形成原因的两重性和欲望社会作用的两重性。
欲望是由人的生理原因产生的，但是欲望的形成又有社会方面的原因。荀子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又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这是指欲望产生的生理因素。另一方面，欲望的产生也有社会因素。要饮食是生理因素，但是要小米青菜，还是西餐大菜则是社会原因；要房居住是生理因素，但是要住洞穴，还是住砖瓦房则是社会因素。
从对社会所起的作用看，欲望也具有两重性。人们往往从欲望的消极作用看待欲望，上面所论述的帝王专制、官员腐败都是极度膨胀的欲望所产生的社会阴暗面。但欲望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欲望的推动，中国古代的高度文明不会出现，世界各地的文明也不会出现。历史上若干思想家提出“无欲”、“灭欲”主张。孔夫子还树立颜回这样一个样板。这不仅无法推广，而且对社会发展不利。试问大家都学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曲肱而卧、不改其乐，社会又何从发展？何从进步？前人早已说过：“没有情欲，世界上任何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正由于这两个两重性，如何对待欲望成了一个复杂的课题：一方面人的欲望很难清除，也不应清除；另一方面欲望过度膨胀又导致反人文精神泛滥，造成严重社会问题，阻碍社会发展。因此，只能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自古以来，不少学者论述义利关系，主张以义控制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义利关系上又有不同的观点。张岱年说：“关于义与利的思想，可以说主要共分三派。孔子、孟子、朱子等尚义，别义与利为二。墨子重利，合义与利为一。荀子、董子、张子、程伊川尚义而不绝对排斥利，有兼重义利的倾向；而明确兼重义利的是李泰伯、陈同甫、叶水心及颜习斋。”⑦
义与利的统一，需要道德的节制，即将世俗欲望节制在不出暴政、贪黩、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的范围以内。这种节制道德也是一种人文精神。
义与利的统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值得深入探讨。回顾历史是很有启示的。史书都承认“春秋无义战”。春秋无义战，战国何尝有义战!春秋、战国无义战，秦用武力兼并六国、统一中原是否是义战？有一种观点认为，秦灭六国是一场兼并战争，但秦皇帝统一中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这样，秦并六国又成为义战了。在理论上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秦灭六国
 
一是君主、贵族共同专政的分封制向皇帝专制独裁的郡县制转变是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进步？从世界历史进程看，并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西欧的历史是从分封采邑的领主制直接走向近代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实行幕藩制度，类似西欧的分封采邑的领主制，明治维新恰恰是从“倒幕”开始，通过发布“王政复古”号令，走向近代的。再从皇帝极端专制制度看，它最终又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巨大阻力。因此说秦兼并战争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是值得推敲的。
二是秦以百万人以上死亡为代价统一全国以后，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是否有所改善？这个问题学者已经分析得很清楚。在当时，嬴政的帝王专制思想、大臣们的升官发财追求私利的思想极度膨胀。田租口赋，三十倍于古，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被征调从事各种劳役。在大约2000多万人口中，刑徒经常保持在100万左右。春秋以来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被扼杀。说秦朝统一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恐怕也值得推敲。不少学者都肯定如下命题：“一将功成万骨枯”，实际上还有另一句：“一朝崛起万骨枯”。秦皇汉武、康雍乾盛世，盖不能外。人们的同情心当然站在孟姜女一边；当然赞同张可久的一句曲词：“伤心桊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即使在理论上明确了，在实践上也会碰到需要思考的问题。以张謇的社会实践为例。在人文精神支持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20年，张謇为南通地区在社会经济、地方政治、文化教育、城市建设、民生福利等全方位近代化事业中做出贡献，张謇本人也得到南通人民的尊重与敬仰。但是在推动南通近代化的实践中，张謇也遇到了难题。张謇实践活动的方针是“母实业”，即将实业盈利的一部分分配给股东；另一部分则用于发展教育、文化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以大生纱厂为主体的各种实业的盈利中很大的一部分，又用之于社会，这当然符合“义”的精神。但是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由于兴办的各项事业规模过大，所需资金支助超过实业的负担能力，结果造成20世纪20年代大生纱厂财务的严重困难，影响了工厂的正常运转。
以上历史说明：将“利”和“义”结合起来，节制私欲，在理论和实践中也会碰到具体困难，需要有一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曲折发展过程。
（本文选自《桑榆读史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中国近代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参考文献
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书店影印本，第315页。
②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一)》，台北1986年版，第539—540页。
③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23页。
④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73页。
⑤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7页。
⑥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82—484页。
⑦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
延伸阅读
崔之清 | 茅家琦先生的学术生涯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