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需要阵地！
————————————

摘要：一个批评者，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冒进。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来源：新浪微博@崔浩的微）
8月13日（2010年），美国重量级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在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讲。只有经过仔细鉴别和彼此对照之后，才能弄清这位82岁的老人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或按他自己喜欢的称呼，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在短暂的中国之行期间，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表达了对中国当下事务的认识，并延续了批判美国政府的老调。他带来一股旋风，除了知识界的欢呼外，《人民日报》也就此发表报道，称他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国家元首”。
乔姆斯基以“异见”姿态闻名世界，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立场一生不变，曾把美国政府比作“饿狼”或“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他甚至抨击美国人最珍视的“民主”，认为它是虚伪的。

这些批评，并未给他带来太大麻烦，相反，却为他赢得卓越的声望。他被美国媒体评为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首。如果说乔姆斯基为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那也并不在于他的观点本身，而在于这种观点所持的姿态：批评者。
我不是希望这个社会好，我批判这个社会做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合格的批评者，以及对待批评者的宽容态度，是我们社会当下亟须拥有的资源。在目前这个变化急剧、事端丛生的发展阶段，缺少合格的批评者，或者缺少对于批评者的宽容态度，将会带来无穷恶果。
保持怀疑和批判的姿态，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知识的“特权”，并有专业能力对事物进行深刻剖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永远面临着两种选择：做一个向权威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或做一个独立的批评者。他认为，选择成为一个批评者尽管可能在当下遭遇烦恼，却能使知识分子最终避开历史和道义对他的审判。（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乔姆斯基成了美国政府永远的反对派。即使在中国之行的演讲中，他也会时不时地将话锋转回到大洋彼岸那个“强权政府”上。）

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中国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有必要对这一番我们略有些陌生的言论进行检视，并且从中得到有益的思考。
我们的社会历来缺少对“批评”的集体思考。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有必要从乔姆斯基所带来的信息中学到点什么。
对于那些试图以自己的批评来使社会获得或大或小改进的人来说，学习乔姆斯基强硬而坚持的姿态并不困难。通常，他们只需要准备几句犀利的言辞和一副好胆量，就可以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反对者。然而他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批评变得真诚并获得逻辑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对手也不得不正视这种批评？
乔姆斯基在对美国社会和政府提出千般批评的同时，内心却承认，美国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对美国的批评，与其说是一种敌视，毋宁说是一种认同：一个人肯付出一生来对一个国家的缺点进行批评，也许是他用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热爱的最好方式。
古今的历史一再证明：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一个批评者，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冒进。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
如今，尽管批评声存在于我们社会的诸多领域，但在一些重要领域，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批评者的角色却愈发稀缺——有品质的批评者更是稀少。
那么，如今的批评家真是混饭吃的吗？
陈传席(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现在有观点说，没有真正的批评家，都成了“表扬家”了，是这样的吧?这是社会风气使然。想当年，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主义的乏走狗”，骂得多厉害，结果梁实秋没到法院告鲁迅，也没变成狗，后来过得很好，也没怎么样。今天的批评界，批评的人没有鲁迅的胆量，被批评的人没有梁实秋的胸怀，急了还会告你一下。做为媒体，对于直言的批评也不敢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的批评家。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讲了些真话，我觉得讲真话是应该的，不应该讲假话，可朋友见了我跟我说：“不错，你敢讲真话。”讲几句真话好像成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实际上，我讲的更真的真话都已经被删掉了。中国传统中最为崇尚的就是气节，这却是今天文人所缺乏的。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著名美术评论家)：
关于批评对于文艺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批评的一般原理，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批评家在运用批评，社会对待批评的时候，很难再原理之外表现出常态。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政治化批评的时代之后，商业化时代的美术批评的商业化已经在所难免。商业化时代的美术批评已经失去了它的崇高和尊严，像“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样，“人人都是批评家”也将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样一个时代，再来谈批评的原理、批评的标准、批评的责任等等，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当代美术批评已经很难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它在商业社会中的转型，使批评成为商业的一种手段，是实现商业目的的最常规的推销手法。很难给当代美术批评树立贞节牌坊。人们也没有必要指责批评家的操守，社会风气大致如此，而社会需求决定一切，就难以苟求批评的真空。
朱其(艺术批评家、著名独立策展人)：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哪一个职业领域都有优秀者、平庸之徒和烂人，哪怕是在大学、寺庙和医院这些不该出烂人和邪恶之徒的地方。相对而言，美术批评界还不算太糟糕的，至少尚存几个学养颇深且能担当责任的批评家，像文学界、电影界、音乐界，恐怕连少数几个都找不到。人们曾经觉得艺术家都是梵高，但近年各个阶层涌入艺术圈后，发现亦有很烂的艺术家、不学无术的艺术家、利欲熏心的艺术家，有些艺术家逐利甚至比商人还赤裸裸。经过2005年以来的市场混乱和一些艺术家欺世盗名的乱象后，人们突然又发现批评家中原来亦有很烂的批评家、不学无术的批评家、利欲熏心的批评家。这样的事实其实存在很多年了，只是大家现在才如梦初醒。众人对批评家的失望情绪，如同少女对所爱慕的人失望一样，根本问题在于自己太过于单纯无知，或者没遇上过真正的批评家。
王进玉(知名青年学者、艺术评论家)：
当今，批评家没有批评的勇气和胆量，艺术家也没有接受批评的胸怀和度量，而整个社会其实也没有允许批评的环境和风气(尤其是制度上的保障)。政府也好，单位也好，个人也好，一方面在假惺惺地呼唤和鼓励所谓的批评，一方面却又在竭尽所能地诋毁和删除有关批评的言论和文章。其实他们呼唤和鼓励的批评，还是他们希望和需要的“赞美”。中国的很多现实其实很矛盾，也很操蛋!最不要脸的一类人，就是任凭你怎么去批评，去指出他的错误和过失，即便他心里也认为你说得对，却依旧不以为然、我行我素，还美其名曰“个性”。更有甚者还会发动自己的同党，找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论，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媒体资源，大肆地来反驳你、推翻你，以此来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来证明他是对的，哪怕错的也是对的。这一现象，在当今文艺界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书画界!
曹林(《中国青年报》首席评论员)：
非常有必要弄清批评和抹黑的界限，这对于形成对话可能、寻求社会共识和寻找最大公约数很有意义。一个言论自由度较高、健康开放的社会，会对“批评”做尽可能宽松的解释，而对“抹黑”作严格的限定，宽容看待批评，而不是动辄将一种言论上升到“抹黑”的层面。因为抹黑是一个很重的定性、很大的帽子，甚至要上升到承担某种法律责任的地步，必须谨慎定义。动辄将批评定义为“抹黑”，会堵塞言路让人不敢说话。
黑子(著名文化学者、文艺批评家)：
批评和抹黑绝非一回事，但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颠倒是非了。认为批评，特别是深刻一点的批评就是栽赃，就是抹黑，就是反动，就是制造矛盾，就不允许它的存在和传播。所以很多好的批评文章、正义一点的、尖锐一点的批评言论，基本上都被“莫须有”地抹杀了。删除得删除，举报得举报，反正不论三七二十一，只要出现“另一种声音”，某些群体和利益集团就敏感，就不乐意，就要压制和根除。很多时候大众是不清楚的，也是喜欢顺大流的，所以很容易就被忽悠、被误导、被利用，无意中竟成了他们的“推手”和“帮凶”。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比较好的批评出不来的重要原因。
周国平(著名学者、作家、哲学家)：
常常有人举着爱国的尺子评判人，但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收到评判。首先爱国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较小的尺子。还有比它大的尺子，例如真理、文明、人道。其次，大的尺子管小的尺子，大道理管小道理，惟有从人类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发，知道本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论爱国。因此，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那些手中只有爱国这一把尺子的人，所爱的基本上是某种狭隘的既得利益，这把尺子是专用来打一切可能威胁其私利的人的。
来源：江淳独步、雅昌网
（江淳编辑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