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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2年，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龚如仲先生的自传体作品《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该书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纽约市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作为个人自传体作品正式收藏。魅力何在？是其人之善，情义深重？还是其言之美，文化厚重？经作者授权，本刊即日起将连载《岁月如重》，邀您一起端杯小酌，一同品味龚先生的传奇人生。
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
作 者：龚如仲
第 一 章 懵 懂 少 年
命运被转移的男孩
宿命论者认为，一个人的命运在他（她）出生之前就被牢牢地锁定了，要想改变冥冥中被“主宰者”安排好的命运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宁愿相信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至少，有一个男孩就是如此，从他出生后不久，他的命运就得到了转移。
（一）一个秋天的夜晚
在许多年前的一个秋天的晚上，天空中飘洒着沥沥细雨，秋风吹过，送来阵阵凉意。在旧上海虹口区香烟桥路的一个弄堂里，一对中年夫妇正坐在一幢老式房子的门厅里面对面地不断叹着气。这个男人姓陈，叫阿金，一个普通的苦力工人。阿金身材瘦小、老实巴交，一副忠厚相。坐在他对面的妻子正挺着个大肚子。这是一对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的贫苦夫妻，一家四口仅靠阿金每月所得的有限工钱勉强糊口。眼看着又有一个孩子即将出世，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正当二人愁眉苦脸、不知所措之际，突然间响起了敲门声。阿金开门一看，原来是同住一个弄堂里的龚家大哥前来串门。龚家大哥大名叫云本，兄弟七个，他行四，所以大家都叫他四哥，或者干脆叫他老四。老四也是一个干苦力的穷工人，与阿金是拜把子兄弟。
说起这位龚老四，他可不是个一般人物。老四中等个儿，不胖不瘦，极为精悍，人看上去英气勃勃、相貌堂堂，一双虎目炯炯有神。老四少年时在江苏老家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寻常里三五个大汉近不了他的身。老四为人仗义，但性如烈火，又好打抱不平，常常为了保护义弟阿金而不得不对别人施展拳脚、大打出手。看到义兄四哥来了，阿金夫妇连忙起身让座、敬烟倒茶。一见兄弟、弟媳心事重重，老四忙问原因。于是，阿金便把“很快又添一口人，家中却有困难把孩子养大”的实情说了一遍。
听罢阿金兄弟的诉苦，老四寻思片刻，说他有了个好主意。阿金夫妇忙问是何主意？老四这才对阿金说道，若是陈家生下千金，自然由陈家自行抚养，因为陈太太这次怀孕的初衷就是想生个女儿，将来可对妈妈亲、当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倘若这一回再生个“秃小子”，老四很想把孩子收养过来，这样也可续承龚家的香火。原来两年前龚太太生过一个男孩，但出生后不久孩子便染上了脑膜炎，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龚太太生孩子后月子里受了风寒，医生断定她今后不能再生养，所以龚家两口子很想把义弟的儿子继养过来。
听罢四哥的建议，阿金夫妇一商量认为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一来陈家贫困，再抚养一个孩子确实很难；二来陈龚两家关系亲密，孩子送过去断然吃不了亏。就在这个罕见阴冷的初秋的晚上，这孩子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一个月后，陈妈妈果然又生了个男孩。小男孩呱呱坠地后，陈妈妈只喂了小家伙三天的奶，就忍痛把孩子送到了龚家。于是这孩子就从一个四口之家的陈家，转移到了夫妇二人且膝下无子的龚家。这次命运的转移对这个男孩而言是至关紧要的，因为这次转移将彻底改变这个男孩的一生。
据说陈妈妈事后极为后悔，呼天喊地地哭了好几天，还和陈爸爸大吵了一架。但过了一阵子，他们发现，龚家夫妇为了抚养好这个男孩，几乎把性命都拼了上去。一连三十多天，龚妈妈忙得连脸都没时间洗，头也无空闲去梳；龚爸爸起早贪黑，玩命地去挣钱，无非是为了给儿子多挣点奶粉钱。一看龚家两口子对儿子如此尽心，陈妈妈的心软了。后来两家达成了正式协议：让孩子干脆叫亲妈为“干娘”。这样一来，干娘就可借机来龚家看望儿子，也可时不时地给孩子喂喂奶。
不要认为我讲的是个虚构的故事，其实这是件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个男孩就是我。
（二）一个快乐而迷茫的男孩
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我一天天成长着。尽管那个年代可供孩子们选择的玩乐方式实在有限，但精力过于旺盛的我依然可以找到不少享受快乐时光的办法。除了“斗鸡”--- 对阵双方均双手抱起左脚使左腿弯曲，右腿独立，然后双方用左腿膝盖作“武器”，攻击对方，把对方拱倒者为赢家。“叮铁”，就在地上画一方格，一方将一块废铁放入格中，另一方站立，用一块废铁垂直叮向地上的铁块，如能将其砸出方格外，就可将此铁块收入囊中。如不能成功，则将自己的铁块放入格内，由另一方来叮。“拍香烟牌子”，就是地上画一方格，一方将处理平整的香烟纸放入格中，另一方用手掌用力拍地，将其拍出格外。如成功，就可将拍出方格的香烟纸占为己有。“打弹子”，就是用玻璃球弹击另一方的玻璃球。“跳马”，就是一人弯腰，双手扶腿，半蹲成“马”状，另一人或多人从此人身上跳过。这些都是“小儿科”级别的娱乐方式。除此之外，偶尔冒点险也是时有发生的。
记得十二岁那年的一个夏天，我瞒着父母，偷偷地把五六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带到离家颇远的、上海近郊一个叫头道桥的地方。到了那儿之后，大伙儿便跳进一条不太深的小河中玩起了戏水。等到我们玩够了，套起半干半湿的衣裤，拖着疲乏的脚步，于傍晚时分回到各自家中时，那些男孩的父母们马上便发现了我们擅自下河玩水的秘密。于是他们先后来到我家，纷纷在我父母面前“控告”我这个“带头大哥”的“罪行”。家长们气愤地对我父母说道：“如果有孩子淹死在河中，谁负得起这个重大责任？”我父母自然是诚惶诚恐地向人家不断道歉。等到告状者悻悻离去，气急了的父亲把我狠揍了一顿，那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最重的一次体罚。
不去玩水了，干脆练跳高。由于缺少运动场地和器材，愚昧的我竟把一根结实的细竹竿的两端分别插入弄堂口两边的墙缝中，竹竿被死死地固定了。然后我便从远处起跑、奔向竹竿，试图征服这一高度。想不到自己跳得不够高，我不但未能越过竹竿，反而被它挡住，于是我便头朝下、重重地摔倒在石子铺成的路面上。等母亲把我这个满头鲜血的“运动员”送到医院施救时，这才发现，我的前额被磕开一道不浅的大口子。直到今天，我对着镜子仍可依稀看到这道伤疤的痕迹。
当冬天来临时，我有时会趁到姨妈家做客的机会，拿着长竹竿和比我小五岁的外甥女雨笙玩“竹竿敲冰”的游戏。我将竹竿伸向屋檐，设法把垂挂在那儿的冰柱敲下来，而雨笙小姐则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拉起衣襟去接掉下来的冰块。收获冰块后，我们会把冰块纳入口中，津津有味地享用着这些免费的“棒冰”（北方人叫“冰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小学生变成了中学生，我已不再留恋那些儿时的游戏。由于臭味相投，我放学后经常和班上四个和我一样爱读神鬼、侠义小说的男生玩在一起。等大家越玩越投机之后，我们五个人干脆就跪倒在我家观音大士的画像前（我母亲信佛，家中供奉观音），结拜为如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般的异姓兄弟。
虽然我们当时没有“战吕布”、“抗曹操”的“英勇壮举”，但我们五个少不更事的浑小子满脑子琢磨的是如何逃离家门，到四川峨眉山找“高人”学道术、练武艺。后来终于决定：大家提前准备点衣服和银子，在一个星期六的清晨到我家弄堂口会合，然后一起前往峨眉山。想不到其中一个兄弟星期五晚上临睡前偷家里钱时露出了马脚。于是乎，他的父母连夜紧急通知了其它四兄弟的家长。其结果，我们兄弟五人不但学道未成，反而人人挨了一顿暴打，“上山修炼”的梦从此了结。
在我少年时代，除了玩耍、冒险、享受快乐外，有时也处于迷茫之中，因为我常常弄不懂在大人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比如，全国大炼钢铁期间，马路上满墙贴的都是“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大标语，有的地方还张挂着“十五年超过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的大横幅。那时候的中国人显示出来的是异乎寻常的爱国热情。家家户户都把家中可以找到的铁器捐献出来，甚至连家中作为备用的铁锅、菜刀都统统缴了公。我亲眼看到弄堂口那扇用于保护居民安全的大铁门也被“积极分子们”拆走，和其它铁器一道，被送到位于街口的“土高炉”里去炼钢。但可惜的是，从“土高炉”里炼出来的却是一坨坨废铁。
又比如，轰轰烈烈的“消灭四害”（也叫“除四害”）运动开始了，我们这群小屁孩兴奋地跟在大人们后面，拼命地对着树上栖的、天上飞的麻雀们大声喊叫。大人们则玩儿命地敲锣打鼓、挥舞红旗，一波又一波地驱赶着那些可怜的小鸟。经过一天的喊叫和无休止地驱赶，许多累极了的麻雀便从空中摔到了地上。可是过了不久，又听大人讲了：虽说麻雀偷吃稻谷，“损害人民的利益”，但它们吃得更多的却是害虫。所以不能再把这功过相抵的麻雀与罪大恶极的苍蝇、蚊子和老鼠同列为“四害”了。为了凑齐四种害虫，于是人们便把蟑螂列入四害之中。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四害便是苍蝇、蚊子、老鼠和蟑螂。就这样，我在快乐与迷茫交织的环境中渐渐长大成人。
（三）命运的十字路口
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我家当时的家境并不富裕，而生性仗义疏财的父亲动不动就把家里吃饭穿衣的钱拿出来救济一些从江苏老家来上海“哭穷”的村上人，所以家中的日子有时特别难熬。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大字不识的父母咬着牙、勒紧裤腰带，省下钱来供我上学读书。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我都是在家中“寅吃卯粮”的情况下完成学业的。
可是，就在我初中即将毕业的那一年，有一天从老家来了个中年人。听父亲说，他是乡下出了名的好郎中，不但医术高明，且医德颇佳。这郎中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配几味乡下无法寻觅的好药。为了节省食宿费，他到了上海后自然就“下榻”于我的家中。经与我接触了几天后，郎中突然对我产生了兴趣。于是他主动劝我父亲让我这个“颇具慧根”的“好苗子”放弃学业，随他到乡下学医，将来可以“体体面面地当郎中，丰衣足食地过日子”。父亲一听，怦然心动，于是他就和母亲商议此事。可母亲一听不干了，她坚决反对让还是一个孩子的我，这么小就离开父母“到乡下去吃苦”。父母争执不下，决定去学校找我的班主任喻老师作一决断。
在我父母那一辈人的心目中，老师是他们值得信任的有学问的人，老师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好在喻老师眼光长远，听罢我父母的诉说后，她认为：虽然我是个读书不大用功、生性相当顽皮的小男孩，但我中文上的潜质还是有的。“小小年纪，就放弃学业去乡下当郎中，实在太可惜。”父亲自然心悦诚服地听从了老师的劝说，放弃了让我回乡学医的打算。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到了我即将高中毕业的时侯，我又一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那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父亲休息在家。恰巧同住一个里弄的邻居、一位名叫刘博诚的老先生突然来我家拜访。父母见是刘先生光临，显得相当意外，但又十分高兴。原来刘先生不仅是个极有学问的旧大学毕业的“秀才”，而且还是上海滩上曲艺界的名人。这位专攻扬州评话的刘先生，一部《大明英烈传》在喜欢听评书的广大人群中久负盛名。虽说刘先生平日里见到左邻右舍总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但对我家之造访还是头一回。父母自然对刘先生端茶递烟、恭敬有加。
双方坐定之后，刘先生开了腔。他说他昨天偶过“张瞎子”家大门口，看到门上有副对联写得不错，一打听原来对联是龚家的“小把戏”写的，他有点好奇，所以特意前来证实一下。“小把戏”在我们江苏老家是指小孩子（刘先生也是江苏扬州人）。父亲一听马上把我叫来询问此事。
原来我家一近邻张先生是一个在街道工厂糊纸盒子的盲人。春节来临前，张先生请我胡乱给他家写副对联，说是“贴在门上给人家看看也可图个热闹”。我当时也是一时兴起，编了副对联交差。我记得上联是“ 朝持明杖闭门去 ”，下联是“ 暮携浊酒踏月归 ”，横批是“ 苦中有乐 ”。想不到我这副闹着玩儿的对子能入刘先生的法眼。
得知对联果然是我所写，刘先生点头微笑。接着他又和我聊了一些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话题。好在我从小爱看书，除了熟读“水浒”、“三国”、“红楼”、“西游”等名著外，尤其喜欢读诸如《封神榜》、“四游记”（分东游、南游、西游、北游四个神鬼故事）、《搜神记》、“大八义”、“小五义”之类的神鬼、侠义小说，老少二人谈得相当投机。
谈到这个火候，刘先生突然郑重地对我父母说道，他在曲艺界火了多年，如今年事已高，一直想找个能把他的评书艺术传承下去的弟子。找了许久，今天才发现我是个“可造之材”。他的意思是，可否让我放弃考大学，到他所在的曲艺团当他的徒弟。
要知道，那时侯的中国刚刚度过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平常老百姓的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生活十分艰辛。父亲的每月工资也是勉强支撑着家用。而刘先生说上一天的评书，其收入足可抵我父亲一周的薪水。“艺人多金”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为了让我早日学会说书、“挣大钱养家”，父母这一回双双动了心，而懵懂的我自然也是蠢蠢欲动。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高中的班主任叶老师把我从“说书人之路”上拉了回来，奇迹般地改变了我今后的命运。
叶老师不仅是中学语文老师，而且还是上海一位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他的一部小说还被编成“小人书”（即“连环画”）。由于我在中学时偏爱文科，语文、外语在班上名列前茅（数、理、化只求及格），所以叶老师对我另眼相看。当叶老师得知我要放弃高考、去当一名“说书先生”时，他大声责备我是“胡闹”。于是他亲自来到我家，以一位老师的权威性说服力，打消了我父母让我去当评话艺人的念头。正是由于叶老师的及时斡旋，我在命运的十字路口选择了继续读书。于是，一年后我成了一名大学生。
（四）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当我年满十八岁、准备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读大学的前夜，亲哥哥传德君突然找到我，悄悄地把我的身世告诉了我。他再三强调的是：我本“陈家骨肉，不是龚家亲生”。他反复告诉我的是：虽说生父早已因病离世，但生母一直疼爱着我这个小儿子。
尽管我对自己的身世早有怀疑，但得知真相后，我心中也着实难以平静。然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观念早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更何况我的养父母如此善良、如此无私、如此艰难地把我抚养成人。在我心目中，养父母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是养父母给了我命运彻底改变的机会。倘若我依然生活在陈家，恐怕我也早和两个哥哥一样，初中一毕业就到工厂当工人挣钱养家了（但我大哥传德君后来自学成才，成了一名工程师）。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等我大学毕业后我要加倍孝敬我的养父养母。当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也会照顾我的生母及两个哥哥。但是，我决心把我有关身世的秘密永远藏在心中。直到我养父养母去世的那一刻，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们，我早已知道了有关自己身世的真相。因为在我心中，龚家这老两口子就是我的亲生爷娘！
名家名画：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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