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白居易，一以文称雄，一因诗崛起，因各自主导文体改革运动（古文、新乐府），同为高扬中唐文坛的两面旗帜。
         韩愈（768-824） ，字退之，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官至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韩侍郎，系“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又与北宋欧阳修、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力倡并践行“气盛言宜”、“陈言务去"等理论，著文以富有逻辑性、雄辩滔滔见长，影响深远，“文章巨公”、“百代文宗”等美誉如潮。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之一，有“诗魔”“诗王”之称。诗人74岁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哀悼：“......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漫长的封建时代，获此殊荣，为数寥寥！
       韩比白年长4岁、早22年逝，30多年彼此了解却未成知己。白居易有首《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寄之》： “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量（一作“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尽管遭“疏”，仍对韩恭让有加。白对韩的推崇还见诸另段评语：“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班固）、马（司马迁)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而韩愈可曾褒扬过白居易，恕我孤陋寡闻，不得而知。
        两位巨擘形近陌路，究其缘由，我揣想有三：
      首先是诗风不合。韩愈除“天街小雨润如酥，......”、“一封朝奏九重天，......”等诗易懂外，不少诗作逞才使气、喜用僻字、追求奇险；白居易的诗取材广泛、形式活泼、语言质朴流畅，读者群庞大，童子能解，老妪也听得懂。
        其次是性格各异。韩愈好为人师，素以文坛盟主自居。的确，当时师从者不少，著名的有张籍、李翱、皇甫湜、贾岛等等。尽管张、李与韩年龄相差无几，韩皆视他们为后辈。即便平交一些人，也少见推重。白居易平和，知交甚众。与著名诗人元稹友谊甚笃、又与“诗豪”刘禹锡唱和甚多，时称“元白”、“刘白”，任地方官时，与底层百姓接触较多。
        两位积怨产生罅隙乃至互怼有例为证。有一年春天，韩与张籍约白同游曲江，白爽约，韩写诗表示不悦;“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当即回赠：“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韩愈事后的盘诘与白居易的爽约进而反唇相讥成为文学史之笑谈。
        三是聚焦点不同。韩多为自己或熟人鸣不平；白后期虽多感悟人生，意志亦渐趋消沉，然瑕不掩瑜，其前期大量伤时悯民之作熠熠生辉，奠定了他与杜甫并肩（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