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畢杜文玉先生《唐代宮廷史》兩大冊，頗有酣暢淋漓之感。不僅是因為杜先生平實生動、一氣呵成，絕無矯揉造作的文風，而且是因為他建立在理性審慎的歷史研究之上的史家的識見。正是這種識見，使他對宮廷史這一極易流於八卦獵奇的史述類型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從中有對歷史大勢的洞察，有對人心惟危的冷靜，更有節制但意味深長的興亡之嘆。
 這兩大冊《唐代宮廷史》將過半的篇幅獻給了安史之亂前的唐朝宮廷，剩下的篇幅留給了肅宗以後。這種比例安排，大體上符合後人對於唐代的期許和想象，更重要的，從宮廷禮儀制度和中央官制的演變來說，安史之亂前的唐朝宮廷史當然更具有建設性和參照性的意義。 不過，在實際的閱讀當中，下冊，即肅宗之後的中晚唐宮廷史一部分，卻更具歷史閱讀的趣味。何以如此呢？我想，這大約與安史之亂及之後，唐代社會所發生的戲劇性轉折有關。作者在其中敘述了深沉的歷史關切和重大的歷史教訓，這一史家的裁斷，是對我們文化傳統中良史精神的繼承。 對於後世“盛唐”的諸多濫情溢美之詞，作者保持了必要的理性克制的態度。比如書中談到開天盛世的局面：“應該說整個開元天寶時期是唐王朝發展的最好時期，創造了繁榮的經濟成果和燦爛的文化成就。”這一說法是中肯的。而對於整個唐代，作者說：“唐代是一個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具有高度開放性的歷史時期，同時唐代又是一個集漢魏以來歷代制度之大成的時代，各種典章制度都達到了一個非常完善的程度，包括宮廷制度在內亦是如此，對後世各朝都具有很大的影響。” 肅宗以後制度的諸種崩壞、修補和瓦解，見證了中晚唐一代代佇立於廟堂之上的人們的歷史實踐，這使得一個王朝的命運在危機之後看似迎來轉機，然而歷史的機遇卻轉瞬即逝，隨之而來的是局面更加的惡化。起起伏伏之後，唐朝的自我更新並無大的起色，它終於走到了自己的末路。 作者清晰地描述了制度運行的狀況，以及在這一制度下歷史人物錯綜複雜的關係。作者還評論具體的個人在歷史情景中的作為，他談到穆宗朝的元稹，說他為了一己之私陷溺於排擠裴度，而置國勢於不顧，對穆宗“消兵之策”戰略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直斥他“無疑是卑鄙小人”。 對重大的歷史現象，作者也進行了辨析。順宗時期的王叔文小集團，試圖重振唐朝的官僚政治，在歷史上被稱為永貞革新，唐史卻對其頗有批評。對此，作者開列出這一小集團的作為，指出這一封閉的小集團致力於弄權，並沒有遠大的前途。他不讚同唐史的微詞，而支持王夫之的意見，認為從當時的形勢論，人臣之所能為，也只能是這些了。 作者重視歷史的主體——人，重視重大事務的經營和成敗，著以大量的筆墨，並以務實的態度讓讀者領悟經驗與教訓。制度重要，端以用人為首。我認為，這也是歷史之足為當世借鑒的關鍵處。 唐朝二百八十九年，歷二十二帝，與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朝代相比，王朝存續的時間算是比較長了。但是它中間所歷經的波折起伏，尤其是從安史之亂前開始的令人扼腕的局面，是皇帝專制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痼疾。而這在唐以後的各朝，又都在不停地搬演。 記得幾年前讀完胡注《通鑒》的唐紀時，我舒了一口氣，在書上做了“唐終於完了”的眉批。今日讀完杜先生的《唐代宮廷史》，亦是同樣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