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 中投公司副总经理
2000年我回国时，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和我聊天，他说：“我做了校长，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推动‘中国的硅谷’的建设。你学过经济，请你给我提点建议。”我说，硅谷的本质就是资本加科技。
校长当时没有说话，我想他可能觉得我过度强调了金融或者经济体制的作用。我在清华学的是物理，也留校教过一年计算机，后来去美国留学申请的是生命科学专业的研究生。
因为当时我们相信21世纪是“生物世纪”，虽然今天好像还没有来临，但是我相信它早晚会来临。因为生命科学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知识，我在美国读过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课程，还学过有机化学和电子工程的课程。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班上有一个中国人，只要这门课沾点数理化的边，那么很可能第一名是中国人。
如果班上没有中国人，那么第一名一般是印度人。如果班上有两个中国人就麻烦了，如果这个考99分，那个考98分的就会很生气，但一看美国人可能平均刚及格。我在美国待了一两年以后，感到很疑惑：中国人的成绩都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得诺贝尔奖的却寥寥无几？为什么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那么落后？
1990年代，我们看到很多美国同学的数理化成绩那么差，为什么美国却有一个硅谷？过去一百年人类社会的高科技发明，基本上都是美国人发明的，或者是别人在美国发明的。日本人虽然也获得了十几个诺贝尔奖，但是日本人没有发明出苹果手机，德国人也没创造出互联网。
这些都发生在美国。为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和创新是市场驱动的，美国有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市场。在硅谷，每个人都希望变成下一个比尔·盖茨，他们怀揣抱负和梦想，期望着他们创业的公司有一天走上纳斯达克，身价百亿，这驱动鼓舞着无数的人。
清华的老师告诉我，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0年我回国的二十年间，清华大学的科研转化为产品的转化率是20%，而这些产品走向市场的比例又是20%，但不幸的是这两个20%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结果只有4%。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之一，那时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如此之低，为什么？就是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传导机制。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至少解决了科研和创新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科研经费的问题。原来中国太穷了，科研经费很少，科学仪器也很落后。而今天，国家有很多科研经费可以下拨，还有很多校友捐助资金，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已经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了。
第二个是科研的驱动和激励机制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发展，VC、PE的兴起，科技园区的建立，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科研成果能够比较顺畅地走向市场，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而市场的需求又为产业和科研提供了导向和激励，形成了良性循环。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消费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消费零售总额有望超过美国，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当然，社会零售总额是指实物消费，而消费统计中的另一部分是服务消费。服务消费不太好度量，其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价值也不太好横向对比。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带来的变化是，以前所有的产品，如果能在美国市场先站住脚，就可以在世界其他市场无往不利，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今后某一个产品可能要在中国市场先站住脚，然后才能在全世界横扫。因此可以预计，很多产品会自然添加中国元素。
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之后，还将以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美国2~3倍的速度继续增长。因此有可能在10年、15年之后，再造一个美国市场，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可以变成美国的两倍。
因此，中国近14亿人的消费市场对全世界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现在西方有一些极端的势力说要隔绝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有哪个企业、哪个产业、哪个经济体会和市场过不去，和近14亿消费者过不去？因此，只要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他们就不可能不跟我们合作。问题的核心还是我们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界说他们有一个梦想，假如8亿中国人每天早上醒来都喝一杯可口可乐，这将会是一个多么疯狂的市场。当时他们也就是这么随便一说，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会真的发生。
但是今天，近14亿中国人早上醒来，虽然喝一杯可口可乐的人仍然不多，但是我们每天早餐的消费早已远远超过了一杯可口可乐的价格，西方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
最近中投公司在跟日本金融界洽谈中日产业合作基金的设立。日本有五大金融机构，投行最强的是野村和大和，三大商行分别是三井住友、东京三菱和瑞穗。
野村是日本第一大投行，也号称亚洲第一投行，大和排第二。三家商行的体量和我们的几大行相当。
五家都想和我们合作，难以抉择，我们向日方试探，你们能不能联合在一起跟我们合作？他们说不可能，因为他们五家平常都不怎么说话，他们是竞争关系。但一个月之后，日方五家机构决定联合起来跟我们合作。五大金融机构的合作，在日本历史上几乎没有过，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想象，日本业界戏称“史上最强组合”。
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背后，是中国市场的强大谈判力。日本五大金融机构看上的不光是中投的2 000亿美元资金，更多是中国近14亿消费者的市场前景。
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副董事长和我说，他作为金融界的高管，在日本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但最近有点小郁闷。他发现到了商店里，售货员发现他不会讲中文，就转身不理他了。他的这番话让人感慨万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过去40年的发展，这种情形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要在认识上更清醒一点
这两张照片，上面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全景图，下面是中国上海陆家嘴的全景图。我向大家展示这两张图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两张图比较好看，二是它们“长”得比较像。
世界上可能没有另外哪两个国家能和中国、美国这样如此之像了。中美两国的纬度差不多，面积也差不多，人口虽然相差了4倍，但美国有3亿人，也是人口大国。
论经济规模，中国是美国的61%。中美两国的金融中心，也就是上海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面貌非常像。当然，中美两国如此相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跟美国学的。发展资本市场、现代金融、现代经济体系，这些我们很多都是跟美国人学的，我们能够善于学习是件好事。
美国人也有很多东西是向中国学的，早年有四大发明，今天的美国也需要好好研究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有很多东西也要向中国学习，中美两国可以相互学习。中美关系将来的最高境界是一个竞争关系，但这应该是一种良性竞争，是建设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更不是破坏性的竞争。
中国和美国还有一点非常相像，那就是民族性非常相像。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强烈的创业精神，都比较开放，对彼此也非常友好。这样两个民族的关系，“有1000个理由可以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搞坏“，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场贸易摩擦？
在过去一百年中，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和美国走得如此相近，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迅速而全方位地追赶美国，并有可能在一些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冷战”时期，前苏联的核弹头比美国多一点，但是在别的方面都不行。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体量曾逼近美国，但是日本的发展不是用市场化的模式，而是打鸡血的模式，就是政府重点扶持，大银行和大企业相互捆绑，稍有风吹草动这些企业就垮了。
很多人总把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的日本比，我觉得根本不可比。日本人高歌猛进搞赶超，美国人察觉了，一回头，一瞪眼，搞了个“广场协议”，日本经济就垮了。人家一折腾你就垮了，那是谁的问题？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日本经济垮掉主要是日本自己的原因。今天的中国跟当初的日本是不一样的。
前一段时间，我请我们中美基金的合作方高盛的一些合伙人来中国参观，让他们去看了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又看了京津冀地区。看完了这三大经济区域以后，他们说印象太深刻了。我说没错，中国从省委书记、省长到市委书记、市长，从国有企业的领导到民营企业的老板，甚至到街上的快递小哥，每个人都在忙，每个人都不闲着，中国的增长是“有机增长”。
它是从每个角落里生长出来的，因此也是不可阻挡的。如果中美好好合作，我们可以共赢。如果中美不好好合作，中国还是会发展，但如果这样，美国要支付的成本也不低。高盛的合伙人们说他们完全听懂了。
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上，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主动权，但是我们至少在认识上要比他们更清醒一点，在站位上要比他们更高远一点，因为是我们要赢得发展崛起的时间和空间。
大国博弈
其实西方在1999年以前就已经有“中国威胁论”了，但后来发生了“9·11”事件，客观上影响了美国社会主流人士的一些想法，把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中东。中国今天重新成为他们注意的目标。
对比一百年以前的世界，当时正在流行“美国威胁论”，因为那时美国经济正要从总量上超过英国，所以欧洲当时最流行的观点叫“美国威胁论”。世界历史是如此相似。我编译过一本书叫《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讲述了华尔街演进的历史，以及它怎样推动了美国的崛起。
二三百年以来，美国一步一步从一个荒凉之国走向现在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的，在这个过程中，它经历了很多苦难，也不乏偶然因素或运气的成分，最终决定它能够崛起的根本因素还是体制机制，包括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制。
华尔街早期的乱象和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很多证券界的老同志说，读了《伟大的博弈》，才知道华尔街历史上有这么多坏人坏事，自私、贪婪、投机，但资本市场将这些转化成了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前进的动力。“在华尔街这个伟大的博弈场中的博弈者，过去是，现在还是，既伟大又渺小，既高贵又卑贱，既聪慧又愚蠢，既自私又慷慨——他们都是，也永远是普通人”。尽管跌跌撞撞，华尔街还是推动了美国的崛起，并因为危机而逐步修正完善制度。它在美国历史上每个重要的事件中，无论是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重工业化和高科技产业起飞进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家一定要多了解历史。只有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学习其经验，借鉴其教训，我们才能建设好中国资本市场，少走弯路，更好地推动中国的崛起。
有一次在印度开会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讨论到中国问题，印度人对中国经济的一些数字如数家珍。讨论到印度问题，我们中国人面面相觑，知之甚少，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关心过印度这个国家。
当时我特别有感触，中国人不太关心印度，但印度人真是非常关心中国。中国人关心谁？中国人似乎只关心美国。印度人关注中国，中国人关注美国，都是为了追赶。只有了解历史和别国的情况，才能够知道应该怎样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资本市场博弈牵动着大国博弈和兴衰。有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汇总了2007年之前50年中17个OECD国家的发展历史，主要研究在经历了80多次经济危机之后，哪些国家复苏快，哪些国家复苏慢。
结果无一例外，每次复苏最快的都是四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每次最慢的也都是四个国家：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和卢森堡。前四个国家正好是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后四个国家正好是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换句话说，从历史事实可以推断，市场化程度高的金融体系更有弹性，遭遇危机后复苏得更快。反之，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碰到经济危机之后复苏得比较慢，或者可能就复苏不了了。
无独有偶，这个研究刚刚发表后的一年，2008年，又发生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发达国家中复苏最快的，还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遇到危机或者是挫折，如果每次危机后都能复苏，都能复苏得比别人快，那久而久之这个国家就崛起了。如果每次都不能复苏或者复苏得比别人慢，那久而久之肯定就衰落了。所以大国崛起的成功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体制机制。体制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这是决定大国崛起和衰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