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故事家喻户晓，小说里一个个生动的情节、鲜活的人物，让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可以说，小说里写得最传神的人物当属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他集智慧、忠心、爱民、发明创造于一身，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偶像。可惜的是，诸葛亮为完成匡复汉室大业，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最终却功败垂成，在北伐尚未完成之时，于54岁那年的秋天，病逝于五丈原，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
诸葛亮病逝的五丈原，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为秦岭北麓黄土台原的一部分，南靠秦岭，北临渭水，东西皆深沟，形势险要，居高临下，是一个用兵的好地方。后人为纪念诸葛亮，在他病逝的地方建起了诸葛亮庙，庄严肃穆，庙前的古柏向历史诉说着诸葛亮一生的忠肝义胆、鞠躬尽瘁。站在这承载着1700年前梦想与遗憾的庙前，向北眺望渐次开阔的关中平原和悠悠东流的渭水，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想当初如果没有北伐、没有染病、没有病逝…，以诸葛亮的智慧，中国的历史将被重新改写。但世界上没有如果，诸葛亮当年的抱憾病逝也带给后人无尽的感叹和遗憾。

或许后人要补偿诸葛亮身前的遗憾，于是从晋代开始，诸葛亮的封号、智慧被不断叠加，从而一个慢慢神化的诸葛亮出现在世人面前。最初给诸葛亮加封的朝代是其老对手司马懿的晋朝，追封他为武兴王。之后，唐朝封其为“武宁（灵）王”，并赐庙；北宋年间，被封为“武安王”，赐“英惠庙”，后又加号“仁济”；再到蒙元时期，正式被封为神王，追封其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除了其封号外，其智慧更是被一代一代的文人“挖掘”出来，让他成为了一个全能的“神人”。苏轼曾评价他：密如神鬼，疾如风雷。…多不可敌，少不可欺。…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到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诸葛亮被还描绘成一个能神机妙算、未卜先知的智慧之神，从此，诸葛亮成为了智慧的化身。
但史实终归不是小说，很多硬搬到诸葛亮身上的智慧故事，与诸葛亮关系并不大。如：火烧新野不存在，火烧博望是刘备做的，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和借东风都和诸葛亮没有关系，空城计的故事也不存在。有一副在四川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的对联对诸葛亮的称赞可谓匠心独具：
上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下联：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对联既高度肯定了诸葛亮善于用兵、善于攻心；善于理政、审时度势的才华，又从和与战、宽与严的辩证关系总结了诸葛亮治蜀的经验，富有哲理。这副对联既可以理解为对后世人的劝诫，也可以理解为对诸葛亮后期治理蜀地不太成功的评价。在岐山诸葛亮庙里的一幅对联，则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诸葛亮的功绩：
上联：义肝忠胆，六经以来二表；
下联：托孤寄后，三代而后一人。
此对联说诸葛亮忠肝义胆，所写的两篇《出师表》是《六经》以来最好的文章；刘备托孤，他为了辅佐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是夏、商、周之后的第一人。这幅对联用平实的语言称赞诸葛亮的功绩和品行，十分贴切，也让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可以够得着的先贤偶像。
去除神化色彩，诸葛亮对后世的主要启迪的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其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人生与品格，是人们心目中最完美的辅弼大臣形象，成为中国人理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雄人物。所以，我们应该为诸葛亮减减负，不要让那些莫须有的所谓成就，攀附在他身上，从而“妖化”诸葛亮，使他脱离真实世界，脱离普通大众。为此，写几句对诸葛亮身负盛名的感想：
身前功败垂成，死后被冠全能。
功在鞠躬尽瘁，何须幻化成神。

推而广之，历史上的不少著名人物，也被后世披上了一层又一层光鲜的“外衣”，从而让这些本来应该受到我们敬仰与学习的对象远离了我们，起不到教育的意义。
被后世神化的两个“探案”名臣一个是狄仁杰，一个是包拯。
先说说狄仁杰。狄仁杰本是并州太原人（今山西太原市），唐朝武周时期的政治家，以不畏权贵著称，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升任宰相。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往西方传播的小说《狄公案》到《狄仁杰探案传奇》、《神探狄仁杰》等影视剧，都无一例外地把狄仁杰演绎成了神探，甚至某些电影还把他演成武林高手。然而，这些终究只是“戏”而已。狄仁杰为数不多的与断案相关的经历是在任职大理寺的短短一年中，审理了大量未能审结的案子，处理得很公正，救了不少人。他最大的特点在于忠诚而有智慧。武则天时期，酷吏来俊臣诬陷狄仁杰谋反，他审人的规矩是认了罪就不用刑。狄仁杰利用这点说：“我是唐臣，谋反是事实。”免受了不该有的皮肉之苦。后来，他把写好的书信藏在衣服里，巧妙通过儿子交给了武则天。武则天查明真相后赦免了他。而这种变通不仅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大唐王朝。因为后来正是他冒着被杀的风险成功说服了武则天立李氏皇子为皇太子，而不是立自己的侄子当皇太子。史书评价说，他之所以能成功说动武则天，是因为采用了动之以情的方式，而不是像其他大臣那样大谈人伦纲常。从这点上看，狄仁杰的本事在于洞察人心的人生大智慧，而不是探案那样的小智慧。

再说说包拯。在民间传说和各种影视作品中，宋朝的名臣包拯断案如神，不但是一位大清官，还是一位神探。文学作品中包拯判的著名案件有《狸猫换太子》、《铡美案》、《双钉计》等。历史上真实的包拯是以直言敢谏而名垂青史，他本人并没有审理过太多的案件。根据史书记载，由包拯亲自参与审理的两个案件比较出名：一是巧用攻心战破解牛舌被割案；二是细查线索断明假冒皇子案。从这两个案子看，包拯确实是一个推理能力也很强的断案高手。可惜的是，他的主要工作不是断案，而是监察御史（监察百官）等。和包拯是同一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对包拯的评价应该更接近历史真相“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意思是说包拯年轻的时候，因为孝顺在乡里很有名气，晚年也有很高的名节，对朝廷有很大的贡献。仁宗皇帝对包拯的评价是“公而忘私，不邀阴幸也”，大致意思是说包拯大公无私，不会邀功。现代学者胡适评价包拯：“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

纵观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人们更熟悉的是小说、电视剧里塑造的“戏剧人物”，狄仁杰、包拯就是典型代表。经过持续千年的文学化，人们只记住了两个中国版的“福尔摩斯”，但他们真正的事迹和人格，他们真正的大智慧和在历史中的作用，反而无人问津，实在可惜可叹。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减掉不必要的“神探”负担，还他们一个高瞻远瞩的股肱大臣本来面貌。
除了政治名人被强加各种“事迹”外，有些推动技术进步的能工巧匠也被强加上了一些发明创造，典型代表是鲁班。鲁班是春秋时期鲁国人， 2400多年来，人们把许多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发明都集中到他的身上。现在人们说起木匠用的工具，发明人都被冠名成鲁班，如“鲁班造锯”的故事，说的是鲁班上山砍伐树木的时候，被茅草划破了手而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锯子。但经现代考古发现，商朝时就出现了青铜锯，也就是说鲁班出生的时候，锯已经发明出来很多年了。把一系列的发明创造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一方面神化了个人的发明创造力，另一方面挫伤了后来者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据不充分了解，中国从宋朝到近代，为世界贡献的发明创造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这是否和对发明创造人的忽视有关呢？

在对待发明创造的态度上，古代中国一方面容易把一些发明强加到历史名人身上，使他们“背负”的成果越来越多，从而越来越脱离真实的人，另一方面，对原创的发明创造也不重视，导致技术进步及其缓慢。再回头看看诸葛亮，其实他除了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外，还是发明大家，他发明的木牛流马、孔明灯、诸葛连弩、馒头等等，无不体现出其智慧之高，对后世技术进步影响之大。但可惜的是，后世对其政治、军事才能等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其发明创造的重视程度。由此，我们要深刻反思古代中国社会，重人文而忽视科技，导致了多少王朝的循环往复，裹足不前！
综上，“减负”不仅是现代人的事，学生的事，也可借鉴到历史名人身上。一方面，不“减负”的危害大，把一些事迹、功绩、思想等强加到某些历史名人身上，让他们“背负”过多东西，容易导致名人离我们越来越远，进而导致名人神化、幻化，失去本来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受“经国济世”的“大学问”的误导，古代中国过于重视所谓的大道理，而不重视实用技术的进步，导致社会发展陷入原地转圈的怪圈。希望历史名人回归他们的本来面目，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健康、更加真实的历史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