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选自《额博散文集》（呼和浩特往事-第十二章）
诵读：紫色风铃
自行车
天安门前骑着老式飞鸽、凤凰牌自行车游行庆祝祖国70年华诞的青年人
自行车是上世纪 80 年代呼市大多数人家的主要交通工具。自行车是那个年代一个家庭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现在女孩子找对象讲究有房有车，那时娶媳妇，男方要准备“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后来水平又提高到 ：一转（自行车），一看（手表）、一蹬（缝纫机），一听（半导体）。那时的男人奋斗的目标是“骑飞鸽车，戴上海表”。
将自行车最早带到呼市的是比利时传教士
归化城街头骑自行车的西方贵妇人
呼市最早出现的自行车，是在清末民初由比利时传教士带入的。梵蒂冈教会为比利时传教士指定的传教区为内蒙古西部地区。这些金发碧眼的传教士带来了能发出八种音乐的八音盒，精美绝伦的闹钟，还有自行车。这些都引起官商子弟的极大兴趣。这些传教士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归绥地区得向土默特旗府衙门，绥远都统那里买地建教堂、神学院等。他们把从欧洲带来的八音盒、钟表、自行车赠予绥远土默特旗官员。自行车特别受到绥远王公子弟、富商公子哥儿的青睐。从那时起绥远城的衙门官员、富家子弟以能拥有一辆英国 产 的“ 三 枪 牌 ”、“ 僧 冒 牌 ”、“ 凤 头牌”、“白金人”车子为时尚。那时比利时传教士赠送绥远都统马福祥的公子马鸿魁一辆英国“白金人”牌自行车。住在新城衙门的官宦子弟、八旗贵族，身穿礼服呢官装，揣瑞士怀表，扎住裤腿角，待新城西门（阜成门）一开，骑上洋车，下旧城吃稍麦，到“大观园”听戏，晚上逛平康里、在吉行里打牌行乐。日伪时期，日本人带到绥远一批“富士牌”军用东洋车，这种车很像当代年青人骑的山地车，平把小短梁，很结实，适宜在土路和山地骑行。当时绥远日本人将东洋车配发给日本宪兵队用于巡逻，汉奸治安队的特务也骑着它维持绥远的治安。日本投降后，傅作义的部队和国民党接收大员按照敌产没收了一部分车子，分发给绥远政府部门公用车，一部分流于民间。我小时候的朋友牛子家有一辆日本洋车，用了近 30 年了，车子大梁上喷漆都磨光了，车闸前后挡泥板都没有，只有两个轱辘一个车架，仍然十分好骑。
清未照相馆里骑着英国产三枪女式大弯梁自行车照相的女子
西方人自行车图纸
自行车是 1790 年由法国人西夫拉克发明的。有一天他走在巴黎的街上，路上积了许多雨水，一辆马车跑过溅了他一身水。于是，他用木头制了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这种车子没有驱动装置，靠两条腿蹬着地面向前行。1874年英国人罗松为脚蹬自行车安上了链条和铁轮。又有一位英国机械工程师为脚蹬自行车安上了前叉和车闸，前后轮大小相同，以保持平衡，并用钢管制成菱形车架，用橡胶做车轮，还改制了许多部件，将前人发明的脚蹬车定型成现在自行车的原型，他就是有自行车之父称谓的英国人斯塔利。1888 年，英国兽医邓洛普从医治牛胃气膨胀中得到启示，他把家中的橡胶管子粘成圆形，打足了气，装在自行车上，并骑着这样的自行车参加了英国自行车比赛。由于增加了弹性，减轻了震动，极大地提高了自行车车速，邓洛普因此得了第一名。
在农村骑自行车回娘家是件很风光的事
60年代的女性能找一个有名牌自行车的男朋友，坐在男友车上招摇过市，幸福感油然而生
农村人喜欢的是天津产28型飞鸽牌加重自行车
70年代的农村有两辆自行车的家庭属小康之家啦
骑自行车赶集的农民
70年代接送孩子的主要工具是自行车
我父亲属“行有车，食有鱼”阶层，他去世时我们都小，因此，我家没有自行车。我家左邻右舍都有自行车，我很羡慕有自行车的人家。我从新城第四幼儿园回家都是趴在我妈妈的背上，别的小朋友都是让爸爸用自行车带走。上世纪 50 年代，在呼市常见的车子是飞鸽、永久，还有一些进口车子。英国的三枪、菲利普这类自行车，多为日伪、国民党旧军官、老商号家的子弟骑的车。当时干部家庭流行了一阵子从苏联进口的牛头把，倒蹬闸车。骑惯了英系自行车骑苏联车子很不习惯。飞鸽、永久都属英系自行车。我有一个表哥常骑上自行车到我家玩。有一次他忘锁车子了，我将他的车子推出去，从大梁下将腿伸进去学骑车，狠摔了几次，将车把弄弯了，回去让表哥臭骂了一顿也不在乎，盼着不讲情面的表哥骑上自行车能再来我家。第二天早晨起来听我妈说昨天睡觉我蹬了一晚上车子，我妈给我盖了好几次被子。我一回忆，原来晚上做了一夜骑自行车的梦。那时的人，都将新买的自行车备加珍爱，那时的人买上新车后，首先用电影废胶片将大梁包裹起来，每天用棉纱布擦好几次，将自行车放在院中，从家里端上饭碗，蹲在门前目不转睛地欣赏院中的自行车。我 有 个 朋 友 叫“ 大 头 生 生 ”， 父 母系山西忻州裁缝，在新城鼓楼东南开裁缝铺，家中只有他一个儿子。“大头生生”骑一辆解放前老牌洋车，16 岁时，他的父母又给他买了一辆 28 型天津飞鸽加重自行车，用天蓝色的塑料条包裹起大梁，将车子吊在小凉房，等生生娶媳妇时再让他骑。有一次，我借亲戚呼铁局公安局长特木的自行车，进了一趟鼓楼西北角柱子家，3 分钟后出来，自行车就被人偷了。我马上去派出所报了案，急的一整天饭也不想吃，就像天塌下来一样。那辆车 150 多元钱，我一个月挣 47.75 元，为了还车，只好将我父亲一件灰鼠皮大衣拿到当铺去卖。当铺说卖 150 元得放下代售。这时特木托新城分局将自行车找到了。内蒙古轻工厅厅长乌兰的四儿子岗地斯，丢了一辆朋友的自行车，吓得一晚上不敢回家。乌兰得知后，当即拿出半个月工资买了辆自行车，还给了人家。我单位编辑部主任吉尔格楞，费了周折通过一位领导的关系，搞了一张锰钢凤凰大链盒 28 型自行车的票，买了车子后，骑了一周就丢了。格楞是一个很大度的人，也失魂落魄地在呼市大街小巷走了一晚上去寻找他的凤凰车，这件事搞得他好几天干什么也没有情绪。普通职工每月 60 元工资，省吃俭用几年攒个 100 多元，还得托关系找门路，排队领号买辆名厂自行车，所以丢辆自行车就像破产了似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商业厅、物资局工作的领导真是万人求。那时有一个女性朋友叫云玲凤，父亲系内蒙古商业厅厅长，每天社会各界都找她父亲批自行车、电视机、缝纫机。云玲凤是内蒙古军区文工团舞蹈演员，骑的自行车总是引领呼市潮流。有一次我约云玲凤去跳舞，她又换了辆锰钢 26 型天蓝色新潮女坤车，穿了一身改过瘦腿角、紧了腰身的军装，窈窕的身姿骑着新款漂亮的自行车，成为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一路上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穷人便到旧城通顺街“人市”旧货市场买二手自行车，在这里也能淘到英国“凤头”、“三枪”老车子，价格十分便宜。
额博60年代末家里没有自行车。推着朋友巴根的自行车照了一张照片并爱不释手
60年代和自行车照相最时尚的事情
我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朋友白援朝送的。白援朝工作早，家里条件也不错，他工作后买了辆新永久自行车，将他家一辆日本投降那年买的旧车子送给了我。从此，我腿一下子就长了，社会交往活动半径大了。我骑上车子，到农村为鸽子换高梁，跟上旧城大北街四眼井巷的木匠师傅张孝忠到榆林、太平庄公社为农民家做木工活。过去没有车子时，秋白菜、土豆、煤都是我母亲身背肩扛，母亲还要步行 8 公里路去公安厅领生活费，因是反动活佛家属，常常遭到白眼，每个月在寒风冰雪天跑几趟才能领上。有了自行车，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家的生活。1972 年，内蒙古党委落实政策，退还了我家部分财物，并将我父亲十几只鼻烟壶、一些宗教金银器皿，按照迷信四旧物品，上缴国家银行和珠宝行，银行只象征性地补偿了我们家 500 元钱。我用这 500 元钱买了一辆天津 28 型飞鸽大链盒车子，又买了一台海鸥牌双镜头照相机。统战部将我暂时安排在内蒙古动力机厂烧锅炉，节假日我骑上车子到呼市郊区搞摄影创作。1974 年，我的摄影作品开始在全区影展上引起专家的关注。1975 年元月，我如愿以偿地进入内蒙古立体摄影厂任摄影助理，1980 年调入内蒙古画报社当记者。社长布和巴雅尔没有轿车坐，便让办公室买了辆飞鸽加重自行车当作专车，并将这辆车子交给我，让我兼任内蒙古画报社的“司机”，布社长每次到局里开会、晚上看戏、出席宴请，均让我用自行车接送他。我在内蒙古画报社担任了一年的 兼 职“ 司 机 ”。我 骑 了 近 30 年 自 行车，已经先后骑过十几辆车子了，足迹遍及呼市新、旧城大街小巷，自行车始终伴随着我身背摄影机东奔西忙，风里来雨里去，我现在虽然已经有汽车了，但仍然对自行车情有独钟。英国的“三枪”、“白金人”，法国的“莫雷斯基”等自行车做工精美，堪称经典，价格都在 10 万元人民币左右。前几年影友杜鹏飞新买了一辆用最新型材料镁合金制造的自行车，造型美观，骑上去很轻盈，重量不足 10 公斤，价格十分昂贵，小杜将捷安特赛车送给我，我常忙里偷闲地骑上转一圈，五档变速轴轻轻一蹬行走如飞，感觉特别好，放上一段时间不骑也得擦一擦，打打气，推出来推进去和它亲近一下。
80 岁的老人将自行车改成儿童自行车
呼钢下班的工人
包头钢铁大街 下班的自行车大军
呼市60年代的街头都是骑自行车的人
清真大寺前的自行车
为骑自行车设计的雨披
当下，中国每年生产自行车 8278万辆，占世界总产量的 70%，高居世界榜首，号称自行车王国。中国私家车越来越多，汽车给城市交通、社区环境、空气质量带来很大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骑自行车的行列里来。近些年城市的自行车五花八门、样式美观，低档的一百多元，高档的十几万元。有的新车设计简约大方、色彩斑斓，青年人骑上行驶在城市的街道上，像艺术品一样。骑自行车又成为现代青年的时尚。我深信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骑自行车将成为一项健康、低碳、环保、绿色的出行工具。
1493年达芬奇设计的木质自行车
本文节选自《额博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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