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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唐朝诗人崔珏写的《哭李商隐》一诗中的名句。这两句诗之所以传诵千古，是因为它触动了无数文人墨客心底深处的一个痛点：怀才不遇。千百年来，不知多少胸藏锦绣、满腹经纶的文人，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却无人赏识重用，终生只能吟风弄月，游戏笔墨之间，在郁郁不得志中了此一生。

不过，“怀才不遇”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归咎于古代人才选拔体系的漏洞和缺陷。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之所以一辈子没能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个人能力不足、才华有限，恐怕还是根源所在。古代文人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文学才能简单混同于治国安民之才，会写两篇好文章，会写几首好诗，就瞬间膨胀，误认为自己可以出将入相，上马平天下，下马定江山，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但事实证明，这些文学才华出众超群的大诗人、大才子们，很多人只是些不谙世事的书呆子。真要让他们进入朝廷，往往连基本的生存技巧都不具备，更谈何建功立业。大诗人李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白千百年来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怀才不遇的典型，但实际上，李白的“才”仅限于诗才，从政才能、军事才能等极为有限，真让他出来当官做事，往往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李白年轻时也是个热血青年，豪情满怀壮志凌云，渴望能凭借自己的才华报效国家，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他的很多诗句中都地透露出这一点。他梦想效仿汉朝开国功臣张良，“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他梦想能像战国名将剧辛、乐毅一般，获得皇帝重用，“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让他一展经邦济世之才。
事实上，能证明他的才能的，只有一篇篇文辞华美、流光溢彩的诗篇。他四处奔波，拿着自己的诗文周游于帝王将相之间，希望能获得他们的赏识。在这些人眼里，李白不过是个文学家。唐玄宗量才录用，给了他一个翰林职位，让他成为文学侍从之臣。然而这大非李白本意，不久之后他就挂冠而去。
机会终于来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奔蜀地，任命皇子永王李璘担任江南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带领数万大军坐镇江陵，大力招揽人才，扩充实力，为唐朝建立江淮防线，阻击安史叛军向江南蔓延。李白闻讯后立即前往投奔。永王李璘也久闻他的大名，当即“辟为府僚佐”，让他成为自己的幕僚。
李白兴奋不已，盼了多少年，这次终于要真刀实枪大干一场了，他渴望着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大显身手，就此建立一番不朽功勋。他的兴奋之情在诗中溢于言表：“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他俨然以当年东晋名将谢安自比，幻想自己能谈笑间指挥若定，让强敌灰飞烟灭。

然而无情的事实让他始料未及。《资治通鉴》记载，永王李璘坐镇江淮，手握重兵，江淮历来是唐朝财赋重地，财货山积，李璘居然起了不臣之心，“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野心勃勃想建立江南小朝廷，割据称帝。可笑的是李白身为永王李璘幕僚，对此却浑然不觉。
至德元年十二月，永王李璘在未经朝廷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出动水师大举东下，想攻占江南重镇广陵，正式拉开他的叛乱帷幕。李白依然蒙在鼓里，还认为永王李璘这是要出兵与安史叛军交战，“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他兴奋不已，行军途中泼墨挥毫，一口气写了《永王东巡歌》组诗十一首，对永王李璘极尽歌颂赞美之能事。其中有一首诗，给自己惹来大祸，毁了一生前途。
这首诗如下：“祖龙巡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这首诗一连用了三个典故，秦始皇营建海中桥、汉武帝枞阳射蛟龙、唐太宗李世民渡辽河征辽东。“祖龙”是指秦始皇，“文皇帝”是李世民的谥号。这首诗堪称李白一生写过的最为愚蠢的一首诗。仅仅为了讨好一个皇子，惹翻了两个皇帝，断送自己前程。

永王李璘是唐玄宗的第十六子，当时的唐朝，上有太上皇唐玄宗，下有唐肃宗李亨，永王李璘只是个普通皇子，既不是太子也没有皇位继承权。把一个没有皇位继承权的皇子，比作前代帝王，在古代任何朝代都是大忌。退一万步说假设李璘是太子，在唐玄宗、唐肃宗都在世的前提下，这样比喻也是极不得体的。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李白甚至还说“我王楼舰轻秦汉”，说永王李璘胜过秦始皇汉武帝，“却似文皇欲渡辽”，把李璘比作唐朝皇帝的列祖列宗李世民，更是让唐玄宗、唐肃宗情何以堪，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一首反诗。
永王李璘志大才疏，加之在安史之乱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挑起内战不得人心，结果众叛亲离，很快失败。李白明明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永王李璘根本没把他当心腹看待，但他的这首诗流传一时，成了追随李璘叛逆的如山铁证，让他百口莫辩。《新唐书》记载，李白被朝廷列为从逆重犯，“当诛”，定成死罪。大将郭子仪深知李白只是个不谙世情的书生，绝非有心叛逆之人，出手搭救，“子仪请解官以赎”，请求以自己官职为李白赎罪，唐肃宗看在郭子仪的面子上，把李白流放夜郎。当年诗人王昌龄被流放夜郎，李白写诗送他：“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传诵一时，结果如今他也落到这步田地。
李白从此一蹶不振，彻底被唐朝皇帝抛弃，一生前途就此断送。从夜郎遇赦回来后，又遭到陷害在寻阳入狱。出狱后辗转各地寄人篱下，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哀叹中了此残生。由此可见，李白的悲剧，并不能简单说是唐朝人才体系问题所致，他自身严重缺乏从政的头脑与水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李白的那首招灾惹祸的诗，一度引起后人浓厚兴趣，历代很多学者感到困惑，李白好歹也周游于帝王将相之间多年，从政头脑和水平为何如此低下？怎么也不该蠢到这种地步，写出这种触犯大忌的诗文。宋代学者杨齐贤就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伪赝之作”。元朝学者萧士赟也认为，这首诗“用事非伦”，引用典故和比喻都不伦不类，认为很可能不是李白写的。但怀疑归怀疑，他们也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目前只能以《全唐诗》等权威记载为准，这首诗仍被确定在李白名下。
其实李白写出这样的诗也不奇怪，他是个纯粹的性情中人，兴之所至，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不考虑那些波谲云诡、勾心斗角的朝局内幕，也在情理之中。从这首诗的风格来看，流畅奔放，也符合李白的一贯诗风。李白是永王李璘手下的小角色，事后却遭重惩，险些被杀头，这些都从侧面证实，这首诗是李白所做无疑。虽然李白一生饱经坎坷，屡屡慨叹“天下无人知我心”，但千百年后他的诗篇万口流传，深入人心，天下人都是他的知音，也足以慰藉他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