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
上世纪五十年代，躲在美国当寓公的胡适，虽然可领“大使”退休金过活，但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已经没有了往日被追捧的热闹，日子也过得越发清苦。这时，两位老乡遇见，如同“老乞丐”遇到了“小乞丐”，心心相惜！
这老乞丐自然就是老胡胡适了，这小乞丐则是小唐唐德刚，胡适的最后一位弟子，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他们有了一段亦师亦友的交往经历。乞丐的说法来自小唐回忆胡适的书籍《胡适杂忆》，这应该是研究晚年胡适最权威的专著了。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安徽徽州人，原名嗣穈， 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1949年6月，胡适到美国当国民党说客，没想到很快国民党就败走台湾，胡适也就留在纽约做了寓公，一直到1957年当选中研院院长才到台北定居，直到1962年去世。其中有8年多的时间与小唐交往在一起。
唐德刚 (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 是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等，作品涉猎甚广，包括历史、政论等种类， 被誉为当代史学巨擘。
胡适在纽约写作
在美国做寓公的日子里甚是难过，它差不多是胡适一生中最暗淡的岁月。到了美国，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风光和斗志。那一个时期在美国有许多国民党的遗老遗少，政客如陈立夫、军人如李宗仁，学者如胡适等，他们从往日的高位和显赫跌落下来，隐居在芸芸众生之中，一如普通市民一般，自食其力，自我发展，也可算是获得了新生。
小唐与老胡俩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相识的，他们俩是哥大校友，也都是哥大博士，只不过胡适是1917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唐德刚则是30多年后获得的历史学博士。那个时候，小唐在上学，胡适则是作为知名校友经常出席哥大的各种活动，一来二去，喜欢结交年轻人的胡适就与小唐熟悉了，再一打听都是安徽人那自然就亲切了许多，随后就有了一段忘年之交的佳话。
小唐和胡适两人相差29岁，1949年胡适58岁， 小唐29岁，比胡适的长子还小1岁，是真正的忘年之交。唐德刚后来与当时政要如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张学良等人多有接触，对当时人在纽约的胡适则持弟子之礼。胡适非常平易近人，按照小唐的说法是：胡适之所以伟大就是他自己不觉得自己伟大。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胡适都一样尊重，据说有一次小唐跟胡适去饭馆吃饭，吃着吃着就找不到胡适了，后来发现他在后厨跟饭馆的厨师聊得火热，不熟的人很难看出来他是曾经的驻美大使北大校长。
说起请客吃饭， 小唐回忆曾经跟胡适在外面的馆子吃过60多顿饭，西餐中餐、高档饭店街边小馆，各种各样的饭馆都有，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胡适请客，小唐可能偶尔有不好意思的时候，胡适却从没有为难的表示。
小唐认识胡适后就经常去他们家里蹭饭，按照小唐的回忆，从此，胡适夫妇的公寓里便多出了一口人。因为同是安徽人的缘故，胡适家的饭菜也很对小唐的口味，比如胡适妻子江冬秀所做的豆腐渣，唐德刚就很喜欢，也因为江冬秀文化不高，在美国语言不通，胡适就无奈地承担了出门买米买菜的家务，自从小唐来家里蹭饭后，每次米菜都要多多购买一些。
在小唐的记忆当中，他那个时候年轻饭量很大，往往是他的一顿饭够老俩口吃一天的。然而，胡适却没有嫌弃之意，甚至还很开心，如果他有应酬外出，江冬秀就不会像往常一样吃点剩饭了事了，有了小唐在的话至少她要多烧几个菜，多放一点儿米的。
胡适与唐德刚
在美国的几年里，此前常和胡适来往的一些政要名流也渐渐开始疏远他，他自己的身份也是不清不白。最令胡适干感到难受的，还是他心理上的那份尴尬。从1951年，大陆就开始批判胡适思想，一些居留大陆的朋友和学生，比如罗尔刚、周汝昌等迫于压力，纷纷倒戈。让他最尴尬的是，在唐山铁道学院工作的小儿子胡思杜竟然写了一篇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报上发表，香港的《大公报》转载。胡适虽然知道儿子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心头还是免不了涌起一阵阵伤心与悲哀。
倒是，唐德刚等一批年轻的朋友常常聚集在胡适的周围，为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他们或请教胡适学问也好，或请教胡适做人也好，总之，是让胡适有了发挥自己为人师表特长的时候，也让他多少找回了一些自尊。除此之外，小唐他们还用打工的汽车拉着他们夫妻二人上街购物、兜风，带着老两口体会纽约的异域风情，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对慈祥和蔼的中国老头、老太太，天真烂漫，热情好客，因此，从人道主义出发，他们也愿意施以援助。
有一个阶段，如果小唐没去胡适家吃饭，胡适就会打电话来催，顺便问他“又有什么新材料”。唐德刚先后给了大陆批判他的几百万字的报刊资料，没见他激动过。但据说这几百万字批判材料胡适竟然看完了，也是唯一看完这些批判材料的人，他确实没有生气。按照胡适一贯的说法：“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可见胡适的豁达与涵养非常人可比。
可是有一天唐德刚给胡适拿去大陆的“简化字总表”后，胡适便仔细地评品起来。“汉字要简化”，这是胡适多年的梦想，他在北大时说了多次，但国民党执政时期等于白说。眼下，共产党在大陆做到了！“好，好啊！共产党做了好事！”胡适对“简化汉字”赞不绝口，甚至有时还突然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胡适并非唐德刚的授业老师，唐德刚也没有“程门立雪”的举动。不过一个老胡胡适爱讲，一个小唐唐德刚爱听，他们就这样形成了一种不是师生，胜似师生的关系。也算是各取所需吧。
唐德刚就是在胡适对他从生活上关心，从人格上感化的环境中，受到胡适言传身教的。特别是他在为胡适整理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时，更是受到了胡适严谨治学的熏陶。
《胡适口述自传》，是唐德刚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录。
“口述自传”，也可称作“口述历史”。历史是由人写的，胡适就是说上几句假话，为自己脸上贴金，也无人得知。可是，胡适却比唐德刚还严格、还认真。每次说完再作核对时，只要有一点出入，胡适就会说：“这段话不行，没有证据，这不能用。”为此，唐德刚先后为胡适作了十六次正式录音，而且全部是英文的。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完成后，二十多年过去了才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引起了人们对胡适的又一股研究热潮。小唐为这本二十年前完成的书写了名为“胡适杂记”的长序，文中中肯地评价了自己昔日的尊师，但也不忘点评了几句。
晚年胡适与夫人江冬秀
《胡适杂忆》除了记述小唐与胡适的师生之情外，还分章讲述了胡适与学说、胡适与政治、胡适的感情几方面。关于胡适的感情，他确实是位多情种，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胡适自己写的<生查子>道出了自己的难处。小唐按照年龄分段讲述了自己老师与几位红颜的关系，其中，与美国女子韦思莲、表妹曹诚英的交往被认为是相恋。也正是因为这一部分文字，有人觉得小唐写作太过轻浮失态，竟然拿自己老师的情史揶揄，实为不妥。
对于自己研究的方向，胡适自承哲学是其专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其实，他在这三方面都有开风气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对于胡适的学术和做人，小唐也在《胡适杂忆》中有很中肯的总结： “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居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评价甚为之高。
1957年9月，小儿子胡思杜自杀，胡适知道后没敢告诉妻子江冬秀，自己默默地将秘密压在了心底。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准备做一番事业，振兴台湾科学。 1962年月24日下午6点30分，在中研院宴会上，胡适手举一杯红酒与好友告别时，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一代大儒驾鹤西归。幼年时随父母暂住过台湾，最后逝世于台湾，胡适也算是与台湾有缘。1962年3月1日在台湾公祭胡适时，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极准确地概括了胡适的一生。
——阅读书籍:
1、《胡适杂忆》 唐德刚著
2、《四十自述》 胡 适著
